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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101年

作者:楊忠龍

壹、導論 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因政治解嚴促使臺灣逐漸走向多元、自由的本土社會，也連攜學術研究注重真實與嚴謹的治學之道，褪去政治控制的色彩。在歷經20餘年的發展，史料檔案的開放、議題和範疇的不限性，加上近代新興思潮的衝擊，客家研究乃至於臺灣史研究有著豐碩的成果。 近 20 年來的臺灣客家研究可謂一門顯學，在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政治學及遺傳醫學等現代學科推波助瀾之下，臺灣客家研究儼然成為一種學術風氣。從「還我母語運動」之後的客家議題相當廣泛也具有深度，以學術史的角度來審視客家研究脈絡，從1988 年溯源而上至清代臺灣，且圍繞羅香林的中原客家論，但其中缺少日治臺灣客家論證，形成斷裂的臺灣客家研究，不過今人研究確有其貢獻與回饋。 20世紀中葉前，近代客家研究先驅者羅香林多方蒐集史料後完成《粵東之風》與《客家研究導論》，形成1980年代後期以來的客家研究均圍繞羅氏學說上，不斷地反思和試圖超越羅香林的客家研究。當時值臺灣屬日本統治轄內，昭和17年（1942）有元剛才將《客家研究導論》翻譯為日文。那麼不禁要問，在羅氏之前的客家研究為何？日人如何去定義客家，研究客家？日治臺灣客家是否延續清代文獻的謬誤？ 長期以來的臺灣客家問題研究，雖脫離客家源流考據，轉向關注於本土文化或社會的客家，然而思索日治時期臺灣客家書寫（Hakka Writing）與客家意象（Hakka Image），驚覺到「客家」意象既模糊又清晰，在廣東人／粵族／客家三者間的名稱定義是如此含糊，但喀家／客家的指涉性卻再清晰不過，因此本文就清帝國舊思維的延續、西方知識觀的擴展、殖民政府調查與民間田野等三個層面來論述日人如何描繪客家及其所本。 貳、清帝國舊思維的延續 日治時期總督府以原鄉籍貫作為漢人戶口調查和人群分類的根基，乃承續清帝國舊統治思維，但從19至20世紀間法屬越南、荷轄印尼及英治海峽殖民地等人口統計來看，顯見日本並未借引西方列強的華人管理模式與分類依據。 日人對於清代客家的誤解及誤釋並非全盤接受，日本領臺後，小川琢治的《臺灣諸島志》（明治29年，1896）中〈凡例〉將客家定義為人種名。緒言指出臺灣剛納入日版圖，臺島治理成為朝野的大問題，地理探究不完全、智識缺乏與典籍真偽難辨造成治理無以憑據（authority），故小川琢治寫《臺灣諸島志》以利官方、學界與民間理解臺灣，書中引用不少清朝文獻作為佐證，亦有小川個人見解，他在論述「客家」〈Hakkas〉方面，不全然照前朝粵屬（客家）書寫。 綜觀近代客家研究在反思與批判羅氏客家史觀方面頗有見地，但日人的記載與觀察所反映的時代氛圍，卻不見討論與質疑，而不斷地被後世史家傳頌。固然，小川等人仍不忘前朝紀事，但也吸納西方新興知識觀補己缺失。 參、西方知識觀的擴展 19世紀西方人對於臺灣的觀察不僅在自然環境、地理形貌、人文聚落等層面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描述與理解，對於「廣東（客家）人」族群的觀察提供令人深刻的印象，不可避免的是，其中的誤解（misunderstanding）或誤釋（misinterpret）著實影響後繼學者與世人在書寫客家意象的偏見與負面觀感。 綜合Swinhoe到Ibis等人的臺灣遊歷，詮釋客家時仍帶有誤解與誤釋，自然影響到日人的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日本明治天皇親政後，致力於西化事業，重視學術發展，政府聘請外籍教師至日本教授西方新興智識，若論臺灣研究的開展，則必先借重Ludwig Riess的學識。 小川琢治撰寫《臺灣諸島志》過程中參考東京地學協會及東京獨乙亞細亞學會（德國亞細亞學會）等文獻材料，並得リ—ス（Riess）與坪井等人的協助，檢示清代文獻、內地（日本）及西方研究經驗完成《臺灣諸島志》，卻也顯示日本對於臺灣風土人情的一知半解，但對於「客家」有明確的定義。 因此，「欲治其國，首重詳查」成了日本領臺後推動治理的指導原則之一，學者與官僚紛紛沓至。然則小川的疾呼未引起共鳴，其後的臺灣或客家書寫仍是雜亂無章。 19世紀西方人士的臺灣見聞不但被翻譯為日文，更有Riess等人親赴日本或臺灣從事教學或田野，他們帶給日人不一樣的臺灣思維與世界觀。當然，日人不滿足於此，於是官方與民間陸續投入實地訪查，另闢前代與西方以外的本土蹊徑。 肆、殖民政府調查與地方田野 1895年乙未戰爭結束，日本弭平臺灣反抗勢力，開啟50年殖民統治。事實上，日本覬覦臺灣已久，在1871年至1874年牡丹社事件期間，日本先後派遣學者與軍官來臺調查。張隆志（2006）認為日治初期的臺灣民俗研究，為官方殖民地調查與殖民地人類學的雙重政治和學術脈絡下的產物。由日本殖民官僚、法院和警察關係者為主體的臺灣「舊慣」調查，構成日治時期官方臺灣民俗研究的主要內涵。陳偉智（2009）也指出臺灣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透過西方博物學家、傳教士、以及日本人類學家之手，將地方社會紛雜的人類社群現象，分類編入種族的全球普遍性知識架構中。 日人領臺後，首先登場的是戶口調查。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共進行7次人口普查，將臺灣漢人分為福建、廣東與其他。歷次人口普查中，第1、2次為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第3至7次為國勢調查。以上普查中，原／漢、閩／粵為人口種族調查重點，漢人分類依據是祖籍地，非以方言群為主。依明治30年（1897）臺灣總督府民政局的調查結果顯示，日人謂臺灣的客家人是來自「支那中國」的廣東人與廣西人，合稱為「喀家族」，此一詞彙顯少見及，但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卻是如此書寫。誠然，臺灣總督府以喀家代稱客家，然官方佈告文書裡亦未延續使用此稱謂，日後的戶口調查仍採籍貫別。一般民間文書裡對於「喀家」一詞則有詳盡的敘述，且早於官方調查結果，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調查與民間田野成果豐碩，如人類學家鳥居龍藏、伊能嘉矩、森丑之助到國分直一對於臺灣的自然史、環境史與人類學史研究作出偉大的貢獻。綜合上論，日人的客家書寫與意象雖受清代與西方文獻的影響，然隨全面田野的開展，「客家」的真實面紗漸被挑起，但未能完整一睹其婀娜多姿的神采。 伍、結論 明治35年（1902）知名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臺灣志》裡開宗明義闡述其書能成，其參照有三：舊清國政府纂修的志書與文人筆記，例《臺灣通志》、殘存的《鳳山采訪冊》及《雲林采訪冊》等書；歐米人文書，如C.E.C、R.Swinhoe與G. L. Mackay等人著作，並得L. Riess《臺灣島史》新銳智識；日人著作，像小川琢治的《臺灣諸島誌》。換言之，日治時期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為清帝國舊思維、西方知識觀、官方調查與人類學田野所建構，激盪、誘發出客家的共相（universal）和殊相（particular）的關係。 遺憾的是，日人在官方資料與民間文獻中雖有少數詳錄客家族群的稱謂、移民過程、聚落型態、社會組織等事實，但無法撼動官方政策與扭轉客家負面意象，承襲清朝、近代西方的偏見歷史觀，加以自身田野的侷限性，導致日治時期客家書寫與客家意象偏離史實，也影響近現代以來臺灣甚至西方學者專論臺灣客家時，必須正其名考其實。 不僅是臺灣客家研究，中國與東南亞客家學者也反思羅香林「客家中原論」的盲點，客家中原論訴諸的是自我認同，並強調漢人正統性，仔細推敲羅氏秉持論點，著書立說不離時代環境影響，對於當時受日人統治的臺灣客家，其學說影響遠不及西方傳教士與日本學者。今日臺灣學界在從事客家研究時，嫁接於彼岸的羅氏立論值得學者商榷。從歷史脈絡論述臺灣客家時，從清代、日領到戰後為代代延續的事實，一旦迴避或忽視日治臺灣客家論述，除了無法完整拼湊歷史事 實外，也易陷入只見首尾的歷史迷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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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 6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