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時候，我喜歡看書本裏的插圖。圖中的人物，有的嘻嘻哈哈在笑，有的淚 汪汪在哭。他們為什麼高興得笑起來，抑或為什麼難過使得涕淚沾襟呢？那個時 候，我還不識字。
我想，文字一定會交代清楚，說個明白。可是，奇形怪狀的象形文字，祇是 一大堆羅列而已。我竟已對文字發生了濃厚的興趣，識識文字是多麼好啊！
到了八歲，父親把我送到彭家祠去唸「三字經」。當時的孩童，差不多唸「三 字經」、「四言雜事」跟「百家姓」等書，鄉下的村童們只管怒叫著「人之初， 性本善」，而不管其內涵。
村裏的土皇帝日本警察大人，將著仁丹鬚出現於彭家祠。不知道講什麼，嘰 哩咕嚕數聲；彭老師低著頭說：「是、是。」然後，日本土皇帝揚長而去了。下 課時，彭老師告訴學童們說：「你們，明天起不必上課。」這是我與祖國文永別 之日。長大以後讀了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的一課」，才感覺到亡國民的悲哀越 深。
九歲上公學校，台灣人老師教「哈那（花）、哈達（旗）」，根本不是我們所 說的言語，而是未曾聽過的異國言語。從此以後，一直讀著統治者的言語，說 也奇怪，統治者的文章裏，竟以很多中國文學而構成著，而讀音與我們的有異。
到了五年級，日本人當了老師。他是九州熊本縣人，是個喜歡文學的青年。 他把日本古代短歌「萬葉集」油印給我們唸。這，對我的文學開眼，大有作用。
從此喜歡作文，我的「暴風雨」一篇短文，刊載於「全島學童作文集」。另 外，我也投稿於東京發行的全國少年雜誌。
記得六年級的時候，寫給竹東街（鎮）友人的一封信，偶然的機會裏給日人 老師看到，認為日文寫得不錯，在全班面前唸起來，使我有點得意且害羞。
我在台北讀書，是將來做下級職員的職業學校。
那個叫做「台灣商工」是當時稀有的一所內台（日人與台人）共學學校。在 學校裏我不唸課本，而跑到書店去站讀新刊書。既免費而且店員也沒有來干涉， 使我的學力大增。
二年級，同學劉發甲普通文官考試及格，而且我的作文被老師欣賞，於全班 面前唸起來。雖其中有一句日語，叫做「征矢」照漢音唸，應該是唸Selya，是 古時在戰場上射的箭子的意思。但是在日語有獨特的讀法，唸Sova才對。那個 大學畢業的日人老師，竟唸Selya，至今倒是莫名其妙。
三年級的國文（日文）老師，叫做加藤，是個弱不禁風的老頭子。他多情善 感且喜歡看婦女雜誌。他教到源平鏖戰（日本昔時源氏與平氏豪族相爭）而平氏 滅亡時--文章傷感透了--他竟老淚縱橫，向全班說：「這段文章很好，知道 滋味的只有劉榮宗，你們內地人（日本人）學生也還不及他吧！」又使我得意且 害羞。
（二）
出了學校後，我在一家銀行工作，仍然對文學有深厚的興趣。我想，對文學 下了一番功夫，到了三十歲以後，可能的話，在文壇上希望佔住一席之地，不過， 無論如何表現，工具問題，必須先予解決。既然，殖民地政府禁止中國文，那麼， 祇以日文來做表現工具是唯一可圖的途徑。中國人的生活，以日文來表現，雖是 未合情理，但是別無他途，是一件令人無奈何的事啊！
二十六歲時，朝鮮人張赫宙的作品「餓鬼道」當選了「改造」的徵文小說； 朝鮮人既進出日本文壇，台灣人怎麼不可以？
那個時候，於業餘時間忙看日文小說，還不知道的日文很多。沒有文學前輩 的我，祇得翻翻辭典，但是，翻了辭典還是不曉得的也有。至於寫小說，當時還 未開始。
看了張赫宙的當選小說，有個心得湧上來，總是試一試寫小說吧！那個時 候，銀行工作很忙，有的同仁由於積勞患肺結核喪生，而且銀行時常需要加班。 工作完了回家時甚遲，吃晚飯、洗澡後，夜色既深頓覺疲勞，且睡虫也爬進來， 那有閒情去構思小說呢？
職業作家夜闌寫稿子，白天睡大覺。業餘的我，於清晨利用上班前的時間， 握著筆槓塗鴉格子紙一張乃至多些，竟以數個月之久。
民國二十六年「改造」刊登了「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同號裏比肩排，列著 日本文神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這篇膾炙人口的名長篇，當時還未完結。據 說，這個名篇前後經過二十年之久才告完成，使我吃了一驚又恐懼了。
領到五百元的獎金，便向銀行請假，打道東京去了。一則看看從來未曾看過 的近代大都市，二則以獎金買些文學書。
於上野的喫茶店，「改造」編輯員水島告訴我：這次徵文有全國八百餘篇參 加，其中，石川達三也投了稿。不過，石川的作品隨即當選第一屆「芥川賞」。 記得日本文壇鬼才芥川龍之介，由於藝術上苦悶，仰藥而死，才三十出頭。他的 密友「文藝春秋」的菊池寬覺得非常難過，為了紀念他之死，乃設立「芥川賞」， 嗣後，成為青年作家的登龍門。石川達三從軍侵略武漢作戰，發表作品「活著的 兵隊」，竟遭到壓禁。戰後成為流行作家，曾經擔任過日本筆會會長。
在明治大學教書的作家阿部知二來鴻，希能晤面。訪問於他家，他聊著中國 故都的風光是多麼好，空氣非常乾燥，不像日本濕氣多。談得是很愉快。不久他 的作品「北京客棧」問世，竟名震一時。
阿部是東京帝大出身的作家；不過，日本文壇自來多為東京帝大、早稻田大、 慶應大出身者所形成。早稻田大學是日本自然主義的大本營，他們對我比較待以 好感。而慶應大學系作家，卻是冷眼漠視我。
我拜訪過著名的文藝評論家青野季吉，他談一些文學問題，使我獲益非淺。 「改造」第一屆入選者保高德藏，對我關懷備至。他是「直木賞」本人，直木三 十五的早大同班生，而他為了文學青年經營著「文藝首都」，我也參加為同人了。 聽說，楊逵兄也參加過該同人雜誌。
「直木賞」產生了兩個台灣人作家，其中之一邱永漢已經歸化日本，至於陳 舜臣筆勢旺盛，仍活躍於日本文壇，尤以擅長「絲綢之路」日人無人不知。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發表後，收到日本人和朝鮮人的來信。日人以藝術品 看之，而朝鮮人以被壓迫民族問題予以評論。
回程搭乘「高千穗輪」，船中發行油印號外，蘆溝橋發生了事變。雖然未能 意料其演變，但是，胸中一片黑雲飄來飄去。
（三）
光復一年後，霹靂一聲日文禁止了。以日文創作的作家來說，等於斷臂。當 時，除了客家話以外，只有略通閩南話而已，至於白話古文都是一竅不通。
如果，你要繼續創作的話，必須從孩童做起，爹爹、奶奶、大家、你好等名 詞學起來。我也跑過國語講習所去，滿堂的老幼男女台灣同胞，緊跟著老師的口 音，張著嘴嚷著：「大家一起來學國語吧！」
想起當年光景，我的熱淚卻奪眶而出，不得不說出一句衷心話：台灣同胞真 是如此愛國家愛民族。我想，沒有經過奴隸生涯，決不會感覺到祖國、民族之可 愛。
學國語當孩童的我，其實已經幾近四十歲了。今天，歡歡喜喜地抓到一句中 國成語，明天，乾乾淨淨地跑掉了一句。踩著腳，不覺一聲，氣死人！這樣子永 遠惡性循環著。結果呢？仍是一個吳下阿蒙。竟只長吁短嘆著「啊！歲不我與了」
日文後遺症較淺的鍾肇政兄，老早自奮地學習了祖國文，如今他把祖國文運 用自如，令人羨慕。
手忙腳亂之中，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了。國文仍是一事無成，還是以日文寫作。 由於退休離開了公務，賦閒覺得輕鬆，便以一年的時間，以日文寫長篇小說「紅 塵」。這個長篇小說是敘述台灣經濟的成長，一個白手起家的民族產業家竟以發 了跡。
我的看法是台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脫離了帝國主義的桎梏，才告實現。肇 政兄為我小說迻譯，並登載於民眾日報副刊，但是讀者們不賞光。肇政兄看苗頭 不對，把結尾削去了小部份，匆匆收場。
到了這把年紀，還不能以自己國家的文字來寫作，覺得實在太不像話。把日 據時代的作品「白鬼」，自己迻譯出來。跑去給肇政兄過目，並請加以修改，他 笑著說：「你的文章，日本風格太重了。」並使我憶起：在公家機關辦公的時候， 從大陸來的同仁說：「你的文章，一半日文一半中文呢！」這，令我猛然覺得文 化問題的嚴重性。
（四）
前年，淡水的紅毛城解禁，𠍇弦先生帶我們日據時代老作家們去憑弔。夕陽 斜照古跡，靠城堡欄杆，坐在走廊上敘談殖民地時代的辛酸。晚餐時，突然主編 提議，囑我們老人家各寫一篇，散文也好，最歡迎小說。
我便告訴坐在旁邊的王詩琅兄：我想寫杜甫的故事，您老兄也寫小說吧！而 我知道，他老兄自從光復以來，未曾寫過小說。不過，我知悉他的國文基礎甚好， 的確有一番表現。而我呢！一點基礎也沒有。
但是，我已經下了決心，趁此機會，不管寫得是好是壞，一定以中文來創作。
肇於日據時代，便喜歡杜甫，常以日文唸他的詩，而且三十年前用日文懷念 他的近體詩。前年春天，逛遊日本，去東京神保町巡訪書店。關於中國文學的書 籍，竟發現以研究魯迅的居多，使我吃驚。偶然，看見了「杜甫私記」一本新刊 書，著者是吉川幸次郎；他是研究杜甫的權威，近來難得的好書。便擲了一六○○ 元日幣。
自從祖先來台灣，已經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了。祖父、父親及我三代， 未曾踩著大陸的故土去掃墓。偶爾幻想著大陸河山，而老邁與日俱增。望鄉之情， 令我寫了短篇「杜甫在長安」。
那篇刊出後，在大學唸書的侄孫女說：「那篇小說並不是舅爺寫的，一定有 人幫忙他修改吧！」使我啼笑皆非。不過，自忖：中國文學史上，以杜甫做主角 的短篇小說，還是算首次吧！似值得附言之。
回顧殖民地時代，難忘的一回事，是光復前的大空襲。於民國三十四年五月 三十一日，聯軍轟炸機大舉進攻來，台北城為之震動，許多台灣同胞死難了。我 以親身體驗的回憶寫了作品「勁風與野草」。
這，象徵著「強權與殖民地人」的作品，是紀念光復在即而看不到盛舉的死 難同胞而作。這篇作品具有特殊的意義；畢竟，中國的戰爭文學作品幾乎都是描 述浴血抗敵的英勇事蹟，抑或遭到侵略者的殘酷事實，換言之，是被害者的文學。 然而，我的作品卻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來描繪戰爭的形態。
由於糊塗政府出賣了領土，使台灣同胞淪為奴隸，名義上屬於日本帝國國 民。日本帝國為擴張侵略野心，當然，強迫台灣同胞做牛馬當他的幫兇。
台灣同胞艱難的處境，荒謬的立場，由此可知。歷史賦予台灣同胞奇妙的任 務，我以文學作品表現出來，而且滴了淚，也可稱傷心之作。
光復後，在日本發表的「夜流」，和民眾日報副刊發表的「斷雲」，及「勁 風與野草」三篇作品，可看作殖民地時代的自傳作品。
假如，有人問我，「寫作與看書，那一方面較喜歡呢？」答案是「喜歡看書」。 因為在心裏有一個警惕，常問自己：「你的寫作是否誤了人家子弟麼？」
-原載《聯合報》，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