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遍歷記

  「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辦矣。」這篇文章是徐幹所寫的,而據說;他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

  曹操、曹丕父子喜愛文學,與徐幹等文人詩賦競作,一時傳為佳話。

  上揭文章的意思是;在暗室裡藏著寶石,但是看不見,一經太陽照射立刻清楚,白日表示什麼呢?白日就是知識也。有了知識才可價值判斷。

  徐幹發憤忘食,專功知識,才發見到時弊,據傳;值此兵燹連年,社會動盪,儒學衰微之際,他對於儒學之維護與闡揚,功不可沒。

  有意在於力挽狂瀾,匡正時弊的中國典型的文人徐幹是所謂建安七子之一。他生於山東省壽光縣,卒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那個時代是西元二○○年,而時光飛逝一千七百年奔向到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地點:台中市雙十路台中市立文化中心會議室。那堂皇富麗的建築物裡,正舉行著臺灣光復前詩人作家座談會。出席者:楊雲萍、巫永福、郭水潘、邱淳洸、林精鏐、周伯陽、楊啟東、龍瑛宗、楊逵、江燦琳、王昶雄、郭啟賢。

  他們一群都是經受日本帝國主義桎梏之下生存過來的。雖是頭髮蒼蒼仍呈精神飽滿地侃侃諤諤而談日據時代的文化活動情形。

  永福兄說:他畢業日本名古屋五中后,就讀於明治大學文藝科,當時的教授陣容是日本一流的詩人作家,這些教授們,后來與我認識的有;菊池寬、橫光利一、舟橋聖一、今日出海、阿部知二諸先生。

  民國二十六年我赴東京,阿部知二先生來函希與我相聚,乃於一天晚上拜訪於阿佐谷的他的家。阿部先生去過大陸,發表了名作「冬天客棧」揚名於日本文壇,阿部先生暢談北平的風光多麼美麗舒適,其實我未曾到過大陸哩!

  至於菊池寬是昭和初期的日本無人不知的作家,日人稱為「文壇的大御所(重鎮)」,他來過臺灣,會晤時便說:「你的文章看過了」。這教我過意不去。不過,還記得有一句話:「臺灣的月球又圓又亮,漂亮極了」。我少年時讀過他的長篇小說「真珠夫人」等數篇及純文學作品。菊池先生創設了「直木賞」和「芥川賞」,對於日本文學的貢獻,有其輝煌的歷史。

  接著,年輕時以詩人,最近以畫家著名的楊啟東先生說:「他少年時讀過很多日本的詩人作品,譬如有本芳水、島崎藤村、蒲原有明、薄田泣堇等。」一聽到有本芳水的名字,使我驚訝。我以為在臺灣讀過有本芳水的只有我一個人,詎知在臺灣還有其他人呢!有本秀水是個抒情詩人,現在想起來,他是屬於二流詩人。因此現在的日本詩史裡,他的名字已經消失了,除了七十歲以上的少數日本人之外,芳水這個詩人,恐怕沒有人知道了。

  啟東兄列舉日本詩人,令我聯想到曾經讀過的日本詩人名單,在記憶裡有如次:北村透谷、土井晚翠、岩野泡鳴、野口米次郎、河井醉茗、橫瀨夜雨、伊良子清白、北原白秋、三木露風、川路柳虹、石川啄木、山村暮鳥、三富打葉、日夏耿之介、西條八十、生田春月、堀口大學、佐藤春夫、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荻原朔太郎、福士幸次郎、佐藤想之助、千家元磨、野口雨情、百田宗治。

  其中感受最深的是石川啄木,並非他的現代詩,實係他的「和歌」作品。這個薄倖的天才詩人不到三十歲而卒,但是我相信他的作品,在日本的文學界裡將留傳萬古。

  詩人群中,特別喜歡的是土井晚翠、伊良子清白、西條八十、生田春月、佐藤春夫、室生犀星、荻原朔太郎、北原白秋。

  土井晚翠的諸葛孔明的弔詩,百誦不厭,伊良子清白只有少數人知道他的存在,不過,他與臺灣有緣份,在日據早期,他是服務於台北帝大附屬醫院的醫師。他的抒情詩傳承自日本古典文學,非熟悉日語莫解其妙處。

  生田春月是個獨學者,精通德文,譯有「海涅詩集」。他中年時竟投身於瀨戶內海,這個詩人與台灣人張耀堂先生相識,他的詩集裡有一首是敘張耀堂的。雖然生田早死而張先生仍健在,聽說已高齡八十幾歲。張先生則是日據時代服務於台北第二師範的國文(日本文)教師。   野口雨情也來過台灣,那時候他己經高齡,我和在台的日本人詩人作家們邀他於榮町(衡陽路)明治喫茶店,歡談一夕。

  這些詩人們以外,我還欣賞較為屬於近代派的詩人們。譬如宮澤賢治、中野重治、三好達治、中原中也、伊東靜雄、丸山薰、北川冬彥。其中北川冬彥是巫永福兄在大學時代的老師。

  最近,我讀詩人大岡信的文章,他是日本詩壇後起之秀,深受矚目。

  除了日本詩以外,我還看世界有名的詩。不過,我略知英文以外,法國文、德國文、俄國文、一竅不通,所以談不上日本詩以外的外國詩。詩在文學中佔有至高地位,除非對於文語有十分把握,否則似不可輕易予以評估。

  現在,應該談到中國詩了。我老早知道「詩經」和「唐詩」的存在。我不懂祖國的文章,因此年輕時以日文來讀。光復后,略通中國文時,又再讀「詩經」和「唐詩」,竟覺得越讀越好。

  我膽敢奉勸青少年們,尤其是有意從事文化工作者,一定須讀「詩經」和「唐詩」,則是知道中國魂吧!

  十二月十二日閱讀民眾副刊王詩琅先生的「我的苦讀」,其讀書環境與我差不多。不過,他生長於十里商場的萬華,而我卻是新竹縣下的一寒村。他幼年時已進入漢學私塾,我的漢文私塾卻被日本警察禁止,從此沒有接觸漢文的機會了。

  我在寒村已曉得寄匯到東京,訂購當時有名的少年雜誌「赤島」的舊號,日人稱為「BACK NUMBER」。這,對我的影響不少。

  昭和初期,在日本的出版界出現了空前的大異變;詩琅兄也說過,所謂圓本時代。每種全集其定價均是一本一圓,對於書獃子來說,真是一大福音了。雖非整套我也買了古書店的圓本全集,價格更便宜,譬如「明治大正文學全集」(春陽社)、「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改造社)、「世界文學全集」(新潮社)、「世界大思想全集」(春秋社)。

  「世界大思想全集」的第二十三卷是托爾斯泰的人生論、藝術論等。而第三十九卷是泰戈爾、甘地、胡適的論文集,即是印度與中國的思想集。

  英國文學:少年時愛讀杜爾的偵探小說,長大后讀沙士比亞、哈第、毛姆的作品。狄更斯的短篇讀過,但長篇「雙城記」迄今未讀。

  美國文學:讀過亞蘭、坡、賽珍珠、傑克、倫敦,宓西爾,但海明威、福克納等未讀。

  德國文學:讀過「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浮士德」,但讀過最多的則是海涅了。我喜歡海涅,他的詩、評論、散文等讀到很多。

  俄國文學:所說俄國則是沙皇時代的文學,普希金、戈果里、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柴霍甫、托爾斯泰、高爾基等。其他還有安特列夫、阿志巴綏夫、伊凡諾夫、克普林的作家;尤其是克普林的「決鬥」,安特列夫的「赤色的笑」和「七個人的死刑犯」等作品,至今難忘。

  但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跟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馬助夫兄弟」和「亞靈」至今尚未讀。   法國文學:文星熠熠且照耀世界文壇,俄國初期的作家也多拜師於法國文壇。我國的三○年代作家們多研究法國作家。雨果、福婁拜爾、毛泊桑、左拉、斯丹達爾、梅里梅、都德、法朗士、飛直普、巴爾札克、紀德。

  我讀過的作家中,有一個與台灣有異緣,那就是印象主義作家昆爾•洛蒂。他清法戰爭時,隨著極東艦隊停泊於澎湖島的馬公。他著有「阿菊姑娘」和「冰島漁夫」等。

  今年的春節,我去東南亞旅行,那個地方幾乎淪於殖民地。我僅於讀過越南的古代作品和韓國的「春香傳」而已。他們的作品受中國文學的影響至深,而現代文學便一概不知,僅有一本外國人寫的短篇小說集(馬來)(井上光晴譯)。我旅行中看見他們的生活,就想起他們的文學,而仍然一無所知仍覺枉然。

  自從退休以來,讀書的時間較多。若以分量來說,以三分之二的時間來讀日文,以三分之一的時間來讀中文。依我個人的看法,除了中國古典作品外,單就現代文化而言,日本的現代文化水準,比中國的現代文化高得多了。

  我最近寫了一篇小說(杜甫在長安),其參考資料仍不得不賴仰於日本的。石田幹之助的「長安之春」和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私記」是日本的名著。松本清張的取材於唐朝的小說,還是參考石田博士的著作。在美國發行的「世界日報」副刊轉載的短篇小說,大概由於得到好的參考資料才能寫成的關係吧!

  現在,應該談到中國、日本的文學,而日本文學剛才談到了一半,即詩人部份。猛然發見已經沒有篇幅了,從此只好不得不予割愛。

  但是在想;一個人的文學形成,除了先人的作品做引導外,記得光復節在民眾副刊「與舊友話當年」裡,還須要前輩的幫忙,敘述著在寒村的文化沙漠裡的文學行路難。誠如詩琅兄所說;走了不少的冤枉路了。

  不過,來了台北以後,遇到了良師。那個人就是台北帝大的英文學老師工藤好美先生。也是吳濁流、張文環、呂赫若的良師,他不但為我們講解了浪漫主義、寫實主義的文學理論,併且為我列記應讀的世界文學作品,記得第一篇是荷馬的「奧德賽」。當時我沒有這本書,工藤先生還介紹他的高材生台北帝大的畢業生林龍標兄給我,從他的書房裡借過來。我還記得,工藤先生為濁流兄介紹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所以提到工藤先生,生前的他還念念不忘哩!

  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的劉金狗先生,職掌司書,雖然我是銀行界的下位職員,將每月的薪水寄老母,賸下來的錢除了充當生活費以外買書錢便無幾。因此我常跑到圖書館去,金狗兄給我的方便太多了。他是台灣關係資材的活寶。光復以后日本文化人來台灣,搜索資料時一定跑到圖書館去造訪金狗兄。

  光復后一年,日文被禁止,我又需從頭學起中文。這段期間相識了肇政兄,他不但他的著作還將「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和「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各乙套贈送我。文學老兵以為將這些書刊當作東山再起的晨鐘,焉不得不鞭打老骨呢!我試寫中文時,肇政兄給我斧正之煩總是給我很多的幫忙。

  指頭一彈,六十年的讀書工夫,匆匆地過去。這些先人的群書,已經變成文學上的血與肉,尤以杜甫、海涅、戈果里、屠格涅夫、左拉、巴爾札克等作品受益至鉅。

  同時,永懷文學上的良師、友人。如果沒有良師、友人的指導幫助,恐怕我的文學便很難形成。藉此紙上深表謝意。

  —原載《民眾日報》,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