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爾提起日據時代的台灣新文學，依我所知，只有葉石濤和鍾肇政注目張文環的作品，有很多人淡忘了。年青文化人重視賴和、吳濁流、楊逵、呂赫若、鍾理和等作家，卻是把張文環的名字漏列。

　　假如，以抗議文學的角度來看台灣新文學，他們的看法，應屬當然而且正確，似無庸置疑。

　　但是，以藝術性的角度來衡量文學作品，那麼，張文環的文學，似不得不給予重視。

　　再說，若以抗議文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文學，則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等文學，如何去評估？恐怕沒有什麼價值了。荷風的「墨東綺談」、潤一郎的「痴人之愛」是完全的色情文學，非撲殺不可。

　　恰恰相反，日本文壇給永井荷風和谷崎潤一郎以崇高的地位，他們尚稱永井和谷崎是日本的大文學家，推崇備至。尤有進者，以永井和谷崎的作品，引為榮耀。

　　依我的看法，描寫台灣人的風俗文學，到現在為止超出張文環的作品，似乎還沒有出現過。不過，我所看到的台灣人作家極為有限。也許，有為的作家已經凌駕了張文環作品之上，但是，至少我認為風俗文學在台灣，張文環佔最高地位。

　　所以，我於一九八一年，在東京龍溪書舍出版的「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第三號上，為文主張把張文環的「夜猿」列為台灣的文化財產。我也希望文化工作者，把張文環的代表作，好好地保存，留給後代去欣賞。關于這一點，我們也感謝鍾肇政兄，他已經把張文環的許多日文作品，迻譯出來。這是肇政兄的功勞。

　　至於中國和日本的文學看法有差距，這是什麼緣由呢？我想，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皆有所不同所使然。一言以蔽之，以現代世界史來說，日本是先進國家，中國是落伍國家。事實俱在，由於殖民地經濟的刻薄，產生了楊華、吳希聖、鍾理和的文學。這些三個先驅作家，一輩子貧窮纏身，未獲文學上的善終，徒使我們黯然神傷。

　　一九三四年，台灣人留學生，聚集於東京，組織了「台灣藝術研究會」，研討歐美、日本的文學，並創辦「福爾摩沙」雜誌，其歷史的意義極為重大，功不可埋沒。

　　作家張文環，非常富有文學細胞，若以唐朝的詩人李白、杜甫來比擬，他屬於李白型，是天生的文學家。他的文學素材滾滾湧上來，終於被素材淹沒了。他不能從素材裡爬出來，從事耙梳工程，把素材予以取捨、整理、擺布，創造出雕琢如珠玉的藝術品。

　　張文環是殖民地時代的作家，他以渾身的心血與日本文搏鬥，而他的日本文造詣，在台灣是屬於最高的一位。日據時代以日文創作的台灣作家，比諸日人作家並無遜色的，恐怕不出十人吧！現在的年青人，大概無法欣賞張文環的日文作品。但是，可以說他的日本文風格，具有他自己的一套。也可以說獨樹一幟，不容他人模仿。詳說一點，張文環的日本文帶有台灣人的風味，連日本人也寫不出來，確實已經昇華到藝術品之境地。我提筆寫張文環的用意也在此。

　　張文環生前，經過了三十年沈默之後，以三載的功夫，完成了日文長篇小說「爬在地上的人」，由東京現代文化社出版。同時，廖清秀兄把它迻譯，以「滾地郎」的標題納入鴻儒堂文庫。

　　張文環把日據時代的台灣農村風俗，描寫得淋漓盡致。也可以說，是鄉土文學的先驅作品，成為寶貴的文學遺產。可惜，不無有些微疵，犯了前述的毛病，並且忘寫殖民地統治之黑影。

　　日本文學的名作「暗夜行路」，志賀直哉以二十載的心血，經營完成，值得我們參考。

　　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年）六月，日本東北地方盛岡城的久保庄書店出版了詩集「荊棘之路」。作者是在女子師範執教的年青詩人—王白淵。這個生於彰化縣二水鎮的人，雖然在異域教日本女孩子，卻不能忘懷故鄉的台灣。

　　他十六歲入台北師範學校念書，同級生有嗣後成為親友的謝春木。這些好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白淵頗受他的影響。在學中耽讀印度甘地的事跡與大詩人泰格爾的詩。

　　畢業後回到中部當教員，並從雙親之命與一個鄉下姑娘結婚。抱有上進精神且理想家的他，對於婚姻生活感覺幻滅，加之殖民地的差別待遇，使他的精神陷入苦惱。

　　經過了二年掙扎，終於與沒有愛情的鄉下姑娘離婚，負笈奔往東京，入東京美術學校深造，與在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的謝春木，又碰在一起。

　　美術學校畢業後，台灣的殖民地政府，並不聘任他為台灣中等學校教師。不得已受聘於岩手女子師範學校。他愛上了他的學生，他與日本姑娘結婚。

　　那個時候，日本民主運動盛行。他雖在日本東北地方執教，但時常跑到東京來，與留學生張文環、吳坤煌、巫永福等，策劃著台灣新文學運動。

　　一九三二年，由於王白淵頻頻上東京，參加文化運動，被認為思想有問題。當時的岩手縣後藤保安課長，認定他係危險份子，竟予檢舉逮捕他。因之，他的教師資格被註銷了。

　　刑期屆滿被釋放，他仍暫居於東京。但是，生活無著落了，不得已與日籍夫人仳離。

　　白淵決意離開日本，奔往祖國。他暫住東京有多久，赴上海是什麼時候，我一直沒有問過他。他到了上海以後，從事美術教學工作，且以無線電接聽日本消息，即迻譯成中文，提供給中國有關機關。生活倒也尚稱安定且滿意。由於生活的安康，詩人的他又愛上了大夏大學的四川籍女學生。

　　上海的戰事擴大，滿懷熱愛祖國的王白淵，毅然參加祖國救亡運動。但是，戰局越來越嚴重，勇敢的中國軍難拒日本軍的精良軍火節節進逼。政府機關開始遷往後方，大批民眾隨之而往。

　　王白淵本來想往後方去，但是，夫人已有懷孕且產期快到了，萬般無奈中，只得到法國租界去避難。無法無天的日本軍，竟也闖入法國租界，以抗日份子的名義，逮捕了王白淵。他雖具有日本籍，還是把他送審。被判了八年徵役，送回台北入獄，但是，過了六年就釋放他。

　　一九四四年夏天，「台灣藝術」社長黃宗葵先生，帶一個戴運動帽子穿襯衫的潦倒模樣的男人來看我。那是我與王白淵第一次見面。宗葵先生告訴我；白淵兄由台北刑務所出來不久，到處尋找職業。世間人一聽到刑餘人，就冷淡起來，甚至有人懷疑他是個歹人，所以職業還沒有著落呢！

　　我們坐定，聽聽他的身世。聽完以後，才曉得他是我們的前輩文化人，感觸良多。於是我告訴他；既然逮捕他的人，是岩手縣的後藤課長，那個人就是現在台灣總督府保安課長其人，與你有點緣份吧！你可以訪問他，說現在還沒有職業。你還要告訴他一個消息，台灣日日新報創辦「旬刊台新」雜誌，人手不足。看看他的反應怎麼樣？

　　嗣後，他來報告訪問結果。據後藤課長說：你是台灣人來到岩手縣，所以我的印象很深。我也使你誤了人生前程。職業的事情，可以考慮考慮。

　　從此，白淵變成報社同事，而且生活也安定下來了。白淵已經超過四十歲，仍是孑然一身，四川女子所生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無從打聽。雖然生活安定，但心靈上的苦惱和寂寞，無法排遣。

　　白淵淒涼的孤影，天天上班來而下班去，報社的棉貫先生（台灣人而日本姓）同情白淵，為他介紹在日本商社服務的台灣姑娘。他欣然去相親，但頹喪地回來。據他說：相親的過程中，略知對象的教養和知識程度，縱然成婚也不會有好結果。

　　後來，有人介紹萬華的倪家姑娘，父親是個漢學家。由於家庭條件很好，這次相親竟成功了。白淵的結婚典禮，我也做招待員，賀客中，現在已經被人們忘掉了的謝娥女士，也參加喜宴。新娘倪女士為白淵生下了一女一男，白淵非常疼愛他們，自不在話下。

　　王白淵為人天真爛漫，且是個大好人，熱忱幫助友人。他滿腦子理想主義，一生嚮往為爭取自由主義而奮鬥的匈牙利詩人斐多費，也許這是他的生命歷程和環境使然。

　　王白淵的詩中，「站在揚子江」（荊棘之路）、「上海吟」（「福爾摩沙」第二號）尤為傑出，尾崎秀樹著「舊殖民地之研究」（勁草書店），特別予以轉載。可見詩人王白淵的文學地位，在國際間已確立了。用日文寫作的詩人中，他算是最高的一位。

　　呼籲從事文化工作者們，在中國新文學史上，詩人王白淵是值得紀念的先覺者。由於他的作品不多，應該把它迻譯出來，留給後代。祇因王白淵的一生，最熱愛祖國和中華民族也。

　　—原載《台灣文藝》第七十六期，一九八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