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曾經做過新竹縣長的彭瑞鷺來我家裏，暢談了很久。他與我青梅竹馬，聊起來無所不提，連地方的選舉情形和當父母官的苦經在內。最後，還是談論著文學的事。
他雖然經歷過教員、醫師、縣長的職務，但是少年時代的他與我一樣喜歡文學。
我們生長於新竹縣的一寒村，幼年度過日本帝國的大正（民國初年）年間，統治鄉村的權力者就是日本天皇的末端尖兵日本人警察大人。哭著的孩子一聽到日本仔來了的一聲，驟然，吞聲不敢哭，可見異族日本仔的厲害。
我們稍微長大略知世事時，自然感受到殖民地的讀書人，除了棄筆當肉體勞動者以外走投無路，前程密佈著陰影。但是勿論什麼人，如果前程沒有一盞希望的燈火，那就是死魂靈。為了排遣精神上的苦悶，以閱讀文學作品，來打發日子。父親每夜晚為我們講「西遊記」，便成了少年的喜悅。日本的天才詩人石川啄木有一本詩集「悲哀的玩具」。也許文學畢竟就是「悲哀的玩具」吧！但是文學無濟於飯碗問題，就是現在也一樣，欲做一個職業作家，除了經濟文化的先進國以外至難成立。況且在殖民地的人們，想做文學家簡直是夢想。
所以殖民地的少年們，家庭環境較好者，都希望將來做個公學校的教員，職業既有保障，生活也差可安定。公學校畢業那年，我也和同學們赴考台北師範學校。結果，瑞鷺兄金榜題名，我卻名落孫山了。
暑假來臨；瑞鷺兄穿著金色扣子的制服和黑色皮鞋回鄉，宛如人生的成功者。我打著赤腳造訪彭家，聽著城市的新生活，在那裏看到從未見過的吉田絃二郎的散文集。
我借了這本書以興奮的精神重複地閱讀，由於寒村裏沒有書店，除非匯款向城市的書坊購書以外，別無良途。我沒有足夠的錢買書，也沒有良師告訴我世界的古典文學作品，祇有家裏的少許藏書或借來的書，讀了又讀而已。
記得那個時候，我們的鄉村裏有叫做「木鐸會」的私立圖書館；藏書都是村子裏的讀書人捐贈的，其中大部份是大地主姜家的書籍，而且全部屬於日本書。
我有空就跑到圖書館去看書；記憶猶新的是在那裏閱讀片山伸識的「唐吉訶德」，這是我第一次與世界名著見面。
有趣的是最近我看日本的政治家岸信介的「巢鴨日記」；昭和二十三年（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六日；讀塞萬提斯著片山伸識的「唐吉訶德」。竟然，與我讀同一本書，不同的是我於人生的初期，他於人生的後期讀之。
日本革新派軍人和官僚所掀開的「大東亞戰爭」，是否類似「唐吉訶德」的行為？似乎值得一考。竊思他們連中國的孫子兵法也沒有澈底地研究過，但是日本以禍轉福成為世界經濟大國了。原因何在？我大膽地想歸功於日本的文化，這是否屬於正確的看法尚不可知，現在美國及西歐諸國深入研討日本經濟成就的原因，恐怕不久會揭露日本的底細。
閒話休提。那個早稻田大學教授吉田絃二郎的散文充滿了多情善感的思維，少年的我也是個感傷主義者，所以甚為適合我的胃口。我非常感激他的散文，連他的故鄉日本九州的北部風光，他明顯地烙印在眼裏，比台灣的南部風光還要清楚些。
瑞鷺兄問我，寫文章時以那一種語文比較熟悉而且好寫？回答道，還是以日文較為習慣。由於從幼被迫讀日文，迄今到老年還無法拂拭日文的影子。由此可見文化對人們的浸透力和其潛在性是多麼強大。
有一天，中國語文會拉丁化嗎？我懷疑，但是我堅決相信；以漢字組成的日本文絕對不會拋棄漢字。不過仍保留著我國文化的漢字說不定會漸增外國文和英文、法文、德文等。這也正是現在的日本文化的趨勢。
現在讀日本的現代文，如果不知道先進國的外國語文，就很難了解了。為此在日本經常有新版外來語辭典出版。但是以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來說，他們以片假名和漢字組成的日本文以外，絕對沒有使用過英文等外國文詞。
現在我國的有些作家以中國文之外，還使用著英文。這些現象在日本的文學作品裏，我從來沒有發現過。
那麼，你以為我國與日本，那一國的文章較為現代化呢？我想是日本，瑞鷺兄也表示同意。剛才所說的中國文併用英文，也是一種中國文現代化的新嘗試吧。
日本自從近代文學成立以來，為了日本文的現代化，以前橫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與一等新感覺派，把日本文砸碎重新組成，確實建立了不少的汗馬功勞。其中之一的川端康成，竟獲得諾貝爾獎。他的作品「雪國」雖有劉慕沙女士的忠實好識，除非精通日本文恐怕很難欣賞日本人所謂的原文的醍醐味。
德國的大文豪歌德也努力了德文的現代化，當時的保守派文人，大罵歌德這個傢伙不懂文法哩！
不要印度，寧願保持沙士比亞為榮的英國沙氏時代的文章與現代的英文，已經大有不同了，然而這個演變也由英文作家們，孜孜不倦地工作所造成的。
我與舊友開懷談著日據時代的世界文學，所謂世界文學並非閱讀各國有名作品的原文，而是透過日文翻譯出來的作品。於是我們又談到翻譯問題；翻譯是一件至難的工作，最低條件翻譯者須對二個語文同樣的熟悉，併且翻譯者具有創作的經驗最好。至於詩的翻譯近乎不可能，勿論怎麼樣忠實，巧妙地翻譯出來，原文與翻譯的妙處還是屬於二回事。我國新文學的拓荒者的大多數是透過日文去接觸世界文學的。
最後，談到我國新文學了。我倆認為中國的白話文需要現代化，而其任務就落在作家們的肩上，以我個人來說，前半生好容易地熟悉日本文以便創作，途中青天霹靂地光復了；又要從頭開始學習祖國文章。可惜腦筋硬化，作業遲遲不進，到了似可以玩味中國文了，卻已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徒感日暮途窮。這個艱鉅的工作，只好盼望於年輕作家們了。至矚至矚。
——原載《民眾日報》，一九八○年十月廿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