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雖是人類文化的發祥地，但如今卻北進了。剩下的只是豐饒的自然和枯萎的生活。

　　這件事，我想，這和印度、印度支那和爪哇一樣，關於台灣也可以說的。我們不可從台灣看到繁榮的文化吧。

　　從這些地方出現的文學總是異國的文學。熱帶只是給異國人提供了文學的素材而已。例如吉卜齡（註1）、洛蒂（註2）、毛姆（註3）、高更（註4）等的文學即屬於此。

　　在台灣，早從佐藤春夫的《女誡扇綺譚》到最近的中村地平、真杉靜枝等文學，大都是異國人（(tranger）的文學。

　　我們不太聽到生於熱帶，而且好幾代都從過去繼承熱帶之血的作家。多麼可怕的氣候和風土的制約呀。

　　一年到頭，被頭頂上猙獰的太陽灼照著，可憐南方人的思維這東西就像游絲一般蒸發掉了。的確南方的生活是不適合思索的生活。然而，所謂文化卻是來自激烈的頭腦活動。不過，說到南方人的頭腦呢，被季節風搬走，被陽光啄食，只會變成腦昏昏的醉漢。而且奇妙的是陽光中含有媚藥，都插上熱情的火焰，使人成為肉體的俘虜。全都不成為哲學者而成為生活的浪漫主義者。很多還沒寫成的小說，是不輸給北方的。

　　熱帶的白天，人們為了生活，汗下如驟雨。並不是像植物一樣從早到晚都在睡。一到夜晚，熱帶的人們就到野外去，像被什麼趕著似地，椰樹上搖曳著巨大的月亮。蛇木映照著月光在抖索著。相思樹的街樹，一大片甘蔗園，還有南方的音樂。青色的夜如同年輕女郎似地呼吸著，實在很蠱惑人。

　　人們被豐美的自然擁抱著，陶然地過完短促的生涯，醉生夢死。

　　據此原因，對於生自熱帶本身的文化，我是悲觀的。然而，既然生在熱帶，就不能袖手旁觀於精神風景的荒涼。自然是豐饒婉美的，但卻是文化的荒蕪之地，即使是寥若晨星，也想在那裡種上精神之花。

　　台灣在嚴格的意義上，是沒有出現近代文學這東西的。然而卻有胎動，有走向文學的摸索。可是，要形成近代文學需要長遠的路程。

　　在台灣可以看見搞文學的兩種人。即內地人一邊和本省人一邊。

　　過去沒有像文學運動的東西，沒有強有力的團體組織，各自把頭扭向一邊，互不理睬，按照自己的心情搞文學。其特徵就是二十歲代時如同瘋狂似地搞文學，三十歲代時就如惡夢初醒似地棄之如蔽履！總之，文學不是他們的生活，而是他們熱情時代感情的發洩口，是美麗的情婦。

　　僅只幾年前，本島人一邊有過根據於《台灣文藝》、《台灣新文藝》的文學運動，但那也如泡沬般消失了。如果那文學運動持續到今天。恐怕不會終究沒有收穫吧。令人覺得非常可惜。現在，曾據守於《台灣文學》、《台灣新文學》的許多人，就那樣未深入理解文學便離開了文學，成為沈默的勇士，或者走出塵寰巷路成為權謀霸術之使徒，一切都消散，一切都完了。

　　我雖然說那時候的文學運動如泡沫般消失，但有兩篇紀實性的小說留在我們手裡，就是楊逵的〈送報夫〉和呂赫若的〈牛車〉。這兩篇作品還沒達到近代文學之階段，思想和技術也沒有充分地成熟，然而，問題就在要從那裡不屈不撓地慢慢地前進。一種美好的文學要開花，需要漫長的黑暗、不斷的準備、以及看不見的努力和犧牲。然而，這種創造的苦悶卻被拋棄了。

　　就算有什麼樣的自然制約，就算自覺到終究比不上北方，但要像北方人和苛酷的自然鬥爭過似地，南方人也應該和壓倒性的氣候和風土戰鬥。除此而外，人生是沒有路的。

　　誠如人生的珍貴之處在於不斷的努力，社會也只要繼續努力，就能期望其發展，這是自明之理。

　　應該努力朝向文化，這是當然的，但沒有文化的高揚就沒有生產方式的改革，生產方式的停滯意味著文化的停滯不前，因此南方地帶比之北方，於一切社會範疇內顯示著驚人的斷層和乖離。不過，南方的黑暗和停滯不該只歸咎於氣候、風土，這也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在日本文壇上，看來文學中央集權制度的一角似在崩坍，它反射性地成為、並顯現為地方文化所迫切希望的，但目前，能夠響應它的強有力的地方文學，即使尚未存在，台灣也受到時代和社會各種浪濤沖擊，總之，產生第一個強勁的文學團體了。

　　它是由三十歲代的人們創成的，所以不會像泡沬一般消失吧。我想可能是自有台灣文學以來最具有文學性的盛典，雖然不能給予多大的希望，大致是可以期待的。

　　現在，談到在搞文學的內地人的話，他們大都是詩人，居住在美麗的觀念中，埋首鏤刻著語言。要是再說一次，他們不是在彫刻人生。他們為要尋找美麗的語言，穿著薔薇之履，在南海的華麗島上做著溫和的文學散步。是美麗的浪漫主義的祭典。

　　另一方面，談到本島人們，這是多麼萎縮的嬰兒呀。

　　在這裡與朝鮮不同的漢文被廢止。要搞文學就要在搞文學以前，學好世界上被說是最難的日語。本島人而生於富裕的家庭，大部分青年時代都在內地的學校生活的，姑且不談，在台灣對於邊被生活追逐著，邊要學習日語的勞動者來說，那是多麼困難而又沈重的擔子，不懂的人是不會明白的。

　　他們和內地人不同，是表達非常不清楚、非常貧瘠於語言的。然而，本島人的作品，雖然穿著佶屈聱牙的襤褸語言，實在卻是有生活的。而當它顛躓於習俗，失去希望，被生活追逐，思考力減退的時候，勢必變成可憐的日常市井的俗人。他們作品的世界觀也淺，連技術都談不上，連必要的語言都找不到，而要拼命地搜尋。其作品之幼稚差不多會叫人感到心痛。

　　中央文壇的新人們，在短篇技巧上達到世界水準，巧妙、老練，實在是可怕的作家們；但說到本島人作家，他們是饑於語言、饑於技巧、饑於精神的乞丐。作家自己都會叫人覺得可憐的。

　　如果，這裡有一篇本島人的作品，雖然能夠笑那作品幼稚，但在不思及此作品背後所背負著的廣大的黑暗文化的話，就不能說十分理解此作品了。

　　這絕對不是擁護此作品的幼稚，因為作品是由其社會文化來決定的。

　　台灣的歷史非常短。昔日渡海來台灣的人們決不是文化人，而是就要餓死的下層社會的人們，他們是拿鋤頭和圓鍬替代文化來的。他們長久和狂暴的自然戰鬥、和蕃族戰鬥、和瘴癘戰鬥。他們連要思考的時間都沒有。這兒曾經是沒有文化的。

　　左思右想，但無論如何，悲觀論都會殺氣騰騰地來，但唯有一點，高度文化交流的發達，有著像水勢一般使文化變成平衡的作用，就是在台灣的窮鄉僻壤，果戈里、哥德、巴爾札克、普魯斯特、喬伊斯等都能親炙的。

　　我們該明白沒有文化的社會之末路。就算我們周遭悲觀論很多，有苛酷的條件，我們還是得一邊苦悶著，一邊去創造新文化。

　　然而，環視一下，本島人作家差不多是沒有的。即使幼稚也好，他們並沒有努力著去維持努力。

　　而內地人就照內地人的樣子，本島人就照本島人的樣子，老早就找出適當的安樂椅來，深沈地坐了下去，沈入百年之眠。多麼漫長的睡眠呀。那是即使歲月過了又過，皺紋重疊了也不會吃驚的、長長的長長的午睡。

　　於是頭髮已灰白，人生也灰白，鬍髯盡是塵埃，思維隨著長晝、張著蜘蛛網。自然像白痴的女人般豐美發白，但總是懶洋洋的午後。

　　——原載《文藝首都》第九卷第一期，一九四一年四月。葉笛譯。

　　註1 吉卜齡，Rudyard Kipling一八六五—一九三六，英國小說，生於孟買。最著名的小說是《叢林故事》〈一八九四年〉，他於一九○七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註2 洛蒂，Pierre Loti一八五○—一九二三，法國作家，海上生活四十二年，著名小說為《冰島漁夫》〈一八八六〉以及《菊子夫人》、《北京的末日》。

　　註3 毛姆，Willian Somerset Maugham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國作家著有《在中國的屏風》、《月亮和六便士》等。

　　註4 高更，Paul Gauguin一八四八—一九○三，法國畫家，晚年移住大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