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在報上剪下兩則啟事，一是訂婚的，一是結婚的。兩則啟事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新郎和新娘都是--同姓！
這也便是我之所以剪它的理由。我預備帶回給妻看。這看來平凡無奇的東西，是能幫我不少忙的，它會給妻帶來幾許生活的信心，把她的脊樑撐起來。
提起我妻，便使我難過。她自和我「結婚」以後，就一直陷在迷惑、疑懼和煩惱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我想再不會有人一邊在生活著，一邊卻不敢承認和正視那生活，像她一樣的了。
我們的結合，不但跳出了社會認為必須的手續和儀式，並且跳出了人們根深蒂固的成見--我們是同姓結婚的！
在當時臺灣的社會，這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對此，我們所得到的快樂之少，和所付出的代價--眼淚和嘆息--之鉅，至今還思之心痛。
但是，我們應該後悔嗎？
當我十八歲時，我家搬到鄰郡（相當於現在的區），去經營在很早以前便已買下的山地的造林事業。農場的工人，都是由近處的村子來，女多男少，多半都是年輕人。他們做完一天活，傍晚領取工單，每半月結算一次。我哥哥帶工；他不在時就由我代理，但工單則經常由我填寫和發給。
起初，我和工人們不相識，發工單時只好一個一個喚著單上的名字，像點名似的。在呼喚時，為了禮節我在男工名下加個「哥」，女工名下加個「姐」。隨即我就發覺這辦法給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好結果。每個人聽了之後，臉上都掛著和諧與融洽的喜氣，似乎我們之間親熱了許多。
「阿福哥、玉英姐、貞妹姐、新喜哥、桂香姐‥‥」
隨著我的呼喚聲，工人一個個分開擾嚷的人群，出來把自己的單子接去。男工活潑大方，女工柔順靦靦，羞人答答。對於我附加的稱呼，男工還無所謂；有些女人則含笑提出抗議，彷彿是蒙受了冤屈。
「喲，你看這人，」她們尖叫著：「也不怕雷打呢！」
但是我不理，繼續喊下去：「瑞金姐--」
工人群中揚起一陣喧笑，接著我發現自己面前走出一個小姑娘來。看上去，她的年齡至多不會超過十七歲。
「你這人真討厭，沒老沒小的！」小姑娘含羞地說，蹶著小嘴把單子領去。
我看著她那稚氣的臉孔，也不禁好笑。
「平妹姐--」我又喊，一邊還浸在快樂的氣氛中。
驀的由人群中伸出一隻手來，搶去了我手裡的那張單子。我大吃一驚，定神細看，原來是一個苗條身段的女人，這時已轉過身子，堅定地走了。她那傲慢不馴的舉措，使我大大地感到意外，因而在第二天發工單時，我便特別關心她。
「平妹姐--！」我著重語氣叫，並把尾音拖長。
平妹出現在我面前了：約摸二十左右的年紀，瓜子臉兒，直直的鼻樑，亮亮的眼神，眉宇間有著一份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概。
我奇怪自己為何昨天竟沒有留心到如此標緻的一個女人。
「平妹姐，」我說，一邊把單子交給她：「不要再搶了，我會給妳的。」
平妹嫣然，露出一排潔白好看的牙齒。
「平妹姐，」我又說，無話找話：「妳家在村頭？村尾？改天過路時，我可以進去喝杯茶嗎？」
「水是有的，」平妹笑笑說道：「就請你進來喝杯水。」
工單發完，我小立庭邊，目送工人們走下小坡。在一群女工之中，我覺得平妹的後姿特別的娉婷而優美。內心不期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輕微的騷動。
以後我每天特別關心她，發工單時，總設法和她聊上幾句話。有時，我們的眼睛互視一下，她就向我靜靜地笑笑，那細碎的牙齒閃得我的心臟幾乎停止鼓動。
我發覺自己是在愛著她了。
但也就在這時，我發覺她和我是同姓。這事最初使我很失望。就如一個小孩在街上看見心愛的東西，而被父母強制拉開時的感到不滿和不樂。
隨後的一段時間，我陷在從未有過的徬徨和迷惘中，不知如何是好。雖然這時候我還沒有明白的打算，但是同姓的意識苦苦纏著我不放。當我和平妹說得高興時，它會像一條蛇，不聲不響地爬進我的知覺中，使我在瞬間由快樂的頂點一下跌進苦悶的深淵。有時我非常生氣。但生氣是沒有用的，因為你根本不知道向誰生氣。有時煩惱和懊喪，彷彿生命失去了最珍貴的一部份。有時我又滿不在乎，以為誰也阻撓不了我的意志。
然而這一切苦悶都是短暫的，經不起平妹的一笑一顰，便去得無影無蹤。她那娟秀苗條的容姿，已整個的佔據了我的心。那裡面除開對她的愛戀和渴望之外，便不再有什麼疑懼了。
我發覺平妹對我也有好感，並且這好感隨著日子正在漸漸變成別種性質的東西。我還不知道這某種東西應不應該稱之為「愛」。然而無論如何，這發現使我歡喜若狂，因而對她也就更大膽更熱烈了。
當時，我的雙親正在為我的婚事張羅，幾乎每天都有人來議親，每天我都去「看女人」。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去應酬這些的。我一口氣看了不下一、二十個女人，但每次母親來徵求我的意見時，我祗有微笑。
「難道說連一個中意的也沒有嗎？」母親不樂地問我。
我歉然地搖搖頭。有時一種奇異的衝動，使我幾乎把自己的心事和盤說出。我看著母親的臉在想：如果讓她知道我中意的人是誰將怎樣呢？母親是不是要大大地吃驚？或者罵我是發瘋了？
但是我和平妹相愛的事情，終於吹進父親的耳中。父親大發雷霆；他說他不願意自己有這麼個羞辱門第的兒子，在盛怒之下把我趕出家庭--一次、二次、三次。我就像遊魂般在朋友親戚家飄來蕩去。但是母親捨不得。每次都由她作好作歹的領我回去。母親的慈愛愁嘆和哀訴雖也使我難過得心裡有如刀割，可是我卻出奇的冷酷、倔強。好像在裡面另有一個人在支使我，使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母親眼看說我不動，於是遷怒到平妹身上去。她罵她是淫邪無恥的女人；是一個專會迷惑男人的狐狸精，將一切過錯統統往她身上推，顯得自己的兒子是無辜受騙的犧牲者。這實在是冤枉的。然而我又不能替她分說。由是以後，平妹便給我負起了十字架。她是賠了多少眼淚的呵！我常常看見她那咬緊下唇，淚流滿面地忍受著一切的絕望的姿態。
平妹勸我離開她，回到父母身邊去安分守己的做一個好兒子。但我祗能冷冷地聽著，一種不甘屈服的頑強的意識，使我在自己的行為中甚至感到無限驕傲和快感。它作成了我的意志力的最大泉源。
「求你做做好事，離開我吧！」有一天，平妹又如此向我哀求，一半也是為了可憐我像喪家之犬的四處徬徨。
「我求你，」她又說：「你聽他們的話去娶個媳婦，他們還是會喜歡你的，我也可以少受點兒罵！」
「妳呢？」我反問。
「你就不要管我！」
「妳也嫁人嗎？」
「請你放心，我是不會嫁人的，」她帶著諷刺和自暴的口氣說：「不嫁人，也照樣可以活下去的！」
「我不娶！」我說得很堅決。
「你不娶，我也不嫁給你！」平妹也說得很堅決；彷彿我們在賭氣似的。但是像線一樣的眼淚卻由她的雙頰流下來了。
我們坐在小溪旁，溪水幽咽，像伴她哭。紫色的布鶩花，低低的垂覆在水面上，靜靜地。
我拿起她的手來撫摸著，心像飛到一千里以外去了一般感到空虛、寂寞和悵惘。
我凝視著流動的溪水，有很大的功夫，在心裡盤算著一件事情，最後，我開口對她說：
「我到一個地方去，妳在家裡等我，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來領妳走，遠遠的離開這裡！」
「你到哪裡去？」她抬起頭來，淚眼盈盈地望著我。
「滿洲！」
實際在很久以前，我便計畫著這件事了，但總躊躇不決。到了此際，我才充分覺悟到我必須這樣做，除此別無他途可循。我想：假使我們要結婚，便必須具備這樣的條件：第一，脫離家庭；第二，經濟自立！
其後不久，我便隻身跑得東北瀋陽去。第一年，我弄了一份汽車駕駛執照；努力建設起一個小小的立足點來。第三年，我回來領她走，如此結束了我們那坎坷不平、艱難悲苦的戀愛。
那是民國二十九年（昭和十五年）八月三日的事。
在外面，雖然不再有人來干涉和監視我們的行動，我們應該可以完全領有我們的日子和我們自身，而舒展一下數年來鬱結的胸懷和緊張的神經了。然而妻總還忘不了對世人的顧忌。彷彿隨時隨地可能由一個角落伸出一隻可怕的手來；我們的生活，我們的關係隨時都有被破壞和拆散的可能。她那過份躊躇和疑慮，使我做丈夫的非常苦惱。
然而，那一段時間，在我們卻還是最平靜、最幸福、最甜蜜的。
臺灣光復的翌年夏初，我們敵不過鄉心的引誘，於是回到久別的臺灣，起初依照預定計畫留在高雄--那時我一個最小的兄弟便住在那裡。然後，又搬到我做事的任所去。但是多麼不幸，不到一年，我生病了。為了以後的生活著想，我們只好硬著頭皮，回到故鄉家裡去。那裡有我一份應得的產業，可資一家四口人的生計。這是當初我們沒有料到的一著。我們懷著受難者的心情，登上火車。
家裡，父親已於前幾年病故，兄弟也分散了，只有大兄一房人守著老屋。家人，包括母親在內，對平妹的態度，是頗微妙的。他們雖說過去已曾相識，然而卻有如對一個外國人似的處處表示應酬。在他們的言語和儀態中都帶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成分。
--但是大致說來，大家尚能平靜相處，不快的事件，還是由外面來的。
不多幾天，光復後的第一次戶口總檢查屆臨，鄉公所來了幾個人預查戶口。我們的戶籍，在接收時不知為何竟給脫漏了，不消說孩子的出生，就是我們的結婚手續都需重新申報。他們問我妻的姓名。
「鍾平妹。」我說。
其實，他們都認識我和平妹，特別其中之一，過去有一段時間和我玩得還算不錯。何況我和平妹的事，周圍幾十里都哄傳過，因此，他們是應該一切都很明白的了。不過我以為人家既然是公事公辦，那麼我也只好照實說出。
「什麼？」他們重問了一遍。
「鍾平妹！」我又重說了一遍；心裡有點不耐煩。
「鍾？」他們彷彿吃驚的樣子。眼睛向我注視：「同姓呀？」
我非常生氣了；我認為他們存心與我為難，我粗暴地反問道：
「同姓又怎麼樣？」
此時，一直就坐在我旁邊的我的大兄，似乎感到場面有點僵，連忙站出來給我們圓場：「是的，是的，鍾平妹！」他說。
他們冷冷的看著我，卻也不再多問什麼了。
為了這事，一整天，我都不好過。這些人的卑劣和虛偽，令我憤懣。
從這件事，我清楚地看出世人還未能忘懷於我和平妹的事情，這是一個警告，我們此後的日子，不會是很平靜的。我很為平妹擔心。她是否經得起來自周圍的岐視和指摘呢？她從前的朋友，即使是最親密的，現在都遠遠的避開她了。彷彿我們已經變成了毒蛇，不可親近和不可觸摸了。我為怕平妹傷心，曾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去邀請、甚至哀求她的朋友到我家來玩；但沒有成功過一次。
有一天，我到附近一個山寺去散步，不期遇到妻的一位舊日的好友。我歡欣而雀躍，如獲至寶。這次無論如何總得把她留住，請到家裡去。︱︱我這樣想；我打算讓平妹高興高興。經過我一番歪纏和堅請，於是她和我約定：只需再耽擱一會兒就去，叫我先行。我飛奔回家，把這消息告訴妻。她此時正在預備午膳，聽了滿心歡喜。她請我給她找找家裡所能找到的可口的東西，她準備留她的朋友吃午飯。我給她翻出幾隻雞蛋和兩尾魷魚。夫妻兩個，興奮得在家裡轉來轉去，等待貴賓駕臨。
飯菜已經燒好了，而她--妻的朋友，還不見到來。妻開始不安起來，殷切的問我是否真的看見她？真的她在寺裡？於是我不得不將方才的邂逅，從頭再說一遍。
我們等了再等，桌上的菜肴在慢慢的涼下來。妻萬分焦急，吩咐我在家看著，她自己則匆匆的向寺裡跑去。我也有點動搖，不時由窗口往外張望。不大的工夫，我看見那條通往山寺去的，有著茂密的龍眼樹的小徑上，有人影在幌動。
妻回來了，可是只有她一個人！由她的失望而沮喪的表情，我察知事情已經出了岔子。我迎上去，忍不住問她：
「她不來嗎？」
「她走了！」她答得很低，紅著眼圈，就像受了很大的委屈。
「她走了？」
我好像挨了一個重重的耳光。可是我能說什麼呢？我極力讓自己鎮靜，並且拿好話安慰妻，像哄小孩子。我覺得她是夠可憐的。
「我想是臨時有什麼急事先回去了，」我說：「大概過一兩天就會來的！」
「不！」妻搖搖頭：「她討厭我們！」
討厭我們。平妹說得絲毫不差。這一句話，道破了周圍和我們的關係，使我無話可說。外邊，明晃晃的太陽照亮了每個角落。我意識了這是強有力的世界，雖然它不是理想的世界。我茫然站著，感到自己這樣孤獨無援。
而事情還不止此，還有更難堪的侮辱，--更高的試鍊，在等候我們，需要我們更大的忍耐。
在很早以前，我就發覺我們的孩子也成為人們取笑和尋開心的對象了。我已無數次聽到過他們指著我們的孩子說：「牛，畜牲養的。」這樣的話了。我只希望這些話不會落到平妹的耳朵才好。我想像她聽見這些話後的痛苦，而感到寒心。
有一天，傍晚時分，平妹在豬欄餵豬，兩個孩子在庭院前玩著，這時來了幾個女人--來坡下做活的，她們常常到這裡來歇息，在涼亭下聊天。
其中一個女人忽然叫著我們的孩子說：
「小孩子，你有幾條腿？四條是不是？四條腿？」
另一個女人，馬上加了進來。她給孩子指著繫在庭邊一棵樹下的牛，說：
「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你爸爸是牛公，你媽媽是牛母，你是小牛子！」
憲兒--我們的大兒子，不解其意，莫名其妙的看看她們，又看看牛。她們都大聲哄笑起來。
「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芻）哪！」
她們說著又大聲笑起來。
我--在屋裡，恰似被兜頭沖了盆涼水，渾身毛骨悚然，我往豬欄那邊望去；在蒼茫的暮色中，只見平妹靠著齊腰高的竹欄立著，臉向著那邊。我不知道妻是否也已聽見，我禱天禱地，希望那話聲不致送進她的耳朵，或者豬的咀嚼聲大些，把話聲壓下去。
但是，她已經聽見了！
她挑著兩隻空水桶，一進入屋裡，眼淚便潸潸地流下來。當晚她哭得很悲慘。她告訴我，外邊人們是怎樣的在奚落我們的孩子。
我想不起適當的話來向她勸解，只好讓她儘情哭去。我覺得很對不起她，這些都是我的不好。我們是不應該回來的。
我想想我們以後的生活，不禁迷惘起來。
日子在煩惱中滾流著，轉瞬間，半年過去了，而我的病，卻沒有絲毫進展。長此下去，何時痊癒，頗難預料。因此，我打算入院治療，平妹也同意我這樣做。半個多月前，我曾給臺北的朋友去信，請他打聽醫院的狀況，和辦理登記手續。而今，朋友的回信到了，說是一切都已弄妥，叫我即可動身北上。可是教我如何忍心拋下她們母子呢？我把朋友來信的事情擱下來，不向平妹提起。
我懷著煩悶的心情走到埤頭去。近來，我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裡去坐一會兒的，那裡有絕好的眺望。
我在一塊眠床大小的石板上，枕著掌心仰臥著，潺潺的流水聲，只在頭下，我看著在異常遼闊的天空中徐緩地移動著、舒展著的流雲，哀愁像石塊似的壓在心上。
我想起我們自從回家，一直到今天所遭遇到的種種事情，實在不能放心走路。自己走後，她們--平妹母子會安靜的活下去嗎？人們不會像歷來那樣殘忍的對待她們嗎？如果再遇到橫逆，她們能夠安穩地度過嗎？我這樣一層一層地想下去，這些思想使我忐忑不安，黯然心痛。
但是次一瞬間，我又打消了這些念頭。也許她們會活得更好些！--我如此安慰自己，於是站起身來：我不該想得太多！
我很晚才回家。在屋角邊，我碰見了正由大兄那邊出來的兩三個農夫模樣的年輕男子。閃身而過時，他們全用了那種令人不快的眼光向我掃視。
妻的口角邊，噙著久已不見的微笑，並且頻頻向我眨。我發覺這眼睛有異樣的光芒。我怔怔的看著她，有點納悶，也有點惶惑。
待孩子都睡定了，我們相對喝茶。平妹開口了：
「他們說起我們的孩子--」
我微微一顫；又是他們！而且又是我們的孩子！然而妻卻一本正經的說下去：
「他們說，我們同姓結婚，怎麼會生出這樣好的孩子呢？」
「哦！」
「他們說，」她又說：「我們的孩子生得又聰明、又好看--」
原來如此！我不禁愕然；繼而又苦笑起來。
這和自己的預料是相差得太遠了。我們久已不敢有這樣的期待、這樣的恭維。偶一聽著，反而覺得有些生疏，而且刺耳。
妻說著，十分得意。她是最樂意聽人家稱讚她的孩子的。她像十四、五歲的少女那樣，笑得天真、嬌憨；眼睛在幽暗的煤油燈下，更覺迷人了。於是我不覺的也高興起來。
我們夫妻頭一次這樣歡喜。前此，特別是這半年來，我們原祗有眼淚和嘆息的。
我忽然想起朋友的信。而也就在這時候，平妹靜靜地仰首看我，臉上的笑容，已經收起來了。
「阿錚，」她輕輕地說：「臺北還沒有來信嗎？那天來的那一封，不是呀？」
「來了，」我說：「就是那封！朋友說，一切都辦妥了，叫我接信就----」
「就去嗎？那你為什麼還不走？你不放心，是不是？」
「妳能住下去？」
「能！」
「妳哭過呢？」
「哭過！那是因為有你在著，心裡有委屈，哭哭，有人心疼。你儘管放心走；我能哭，也能不哭！你不在家，我守著兩個孩子過日子--宏兒也會跟我笑了。」
「妳不怕日子會更難過？」
「我知道！我能忍耐！祗要你病好，我吃點苦，值得！」
「我這一去，最快也得一年才能回來呢？」
「都不要緊；我等著你！我說過了：我能忍耐！反正他們不能把我宰了。他們理我，陪他們說幾句；不理我，我逗宏兒笑！祗要你病好回家，我們母子還是一樣快快樂樂的，要不‥‥那你早點兒走吧，只管放心，我會過得很好的！」
第三天，我離別了她們母子，來到北部。當天清晨，她們佇立在庭前龍眼樹下；妻懷中抱著剛滿週歲的宏兒，憲兒則緊緊偎依在她腳邊。三對依依難捨的眼睛，送著我走下斜坡，將到坡盡處時，我回過頭去，只見妻在向我微笑，那比哭還要使人難受的藏著淚水的笑。我一氣走完坡崁，轉入田壟。再回頭過去。但這回我僅能看見在空中搖曳著的一段龍眼樹梢，在慇懃的向我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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