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個容易為山中的美而驚動的人，因為我曾經有過不算太短的山居歲月。可是當我一腳踏進這裏的時候，不禁著著實實地為它感到驚心動魄。
上午八點稍前，我隨外景隊從高雄來到這裏。
五月份就要進入中旬了。這個時辰當然談不上早，但這裏早晨來得較遲，被兩座矮山夾在中心的小小峽地，似乎猶在睡眼矇朧中。四下已夠光亮，一樹一木都輪廓清晰，卻這裏那裏地掃著一抹抹若有若無的晨靄，淡化了光亮與輪廓，滿眼的翠綠也漾著微微的乳白。
當我還沒有來得及深深地呼吸這翠綠、這淡化了的光亮與輪廓時，驀地裏左邊谷尾的一座圓錐形尖頂矮山，電擊般地撲進眼裏。
「笠山！」我幾乎驚叫出來。
從外面看，它確實像一隻笠仔，但從谷裏看出去，我真沒想到是這麼像，難怪理和在它的真實名稱「尖山」之外，為它取名為「笠山」了。徒然間，我彷彿看到一個人戴著一頂笠仔，迤迤然移步而來。
那是理和呢。
不，是平妹！
我落入幻境裏。我終於面晤到理和。在一朵濃蔭下。
－－那正是理和坐在一把老籐椅上，膝上擱著一塊木板寫作的濃蔭。「笠山農場」就是這樣寫成的，還有「貧賤夫妻」、「原鄉人」等等，也都是這樣寫成的。
我終於看到理和！
把一邊的肋骨鑿走了七根，人祇剩下半個人了，走起路來肩膀斜著，步履有點不穩，也有一點蹣跚的樣子。短短的花白頭髮，滿臉的皺紋。嗓音裏透露著一股沈沈味。不必提起嗓音，卻自然有一份鏗鏘與一份堅毅。那是來自了悟的，毫無疑問。
「鍾先生，你就跟真假鍾理和留一張照片吧。將來在紀念館裏擺著，也很有意思呢。」
是李導演。一瞬間，我被拉回到現實，但意識猶在現實與幻境裏游移著。好一個真假鍾理和！明明是理和啊。也明明是秦漢啊！
二十年歲月的斷層忽然失去了。我真不知眼前這個人是真是假。我是落入了李行的圈套了。
李行創造了這麼一個真實的幻境，使我那麼輕易地就成了它的俘虜。藝術確乎是比事實更真實的。
「理和先生的外貌我們祇能從照片與親友們的描述裏揣摩一二，要拍得完全貌似，這恐怕是沒有人做得到的事，所以我們所要求的是神似。能做到這一點，便差可滿意了。
「經過這半年以來的拍攝工作，我彷彿覺得，對於理和先生，我比他生前的親友們知道得更多了。那甚至也無法從他的遺作裏讀出來的。就是從『做』的當中領悟到的。理和先生的精神、理想以及夢，我都覺得一一抓住了。」
李行侃侃而談。這是何等的豪語啊！
「我確實領略到，沒有理和就沒有平妹，沒有平妹也就沒有理和。他們簡直就是一體的。而這部片子，我幾乎認為稱做平妹傳還來得更恰當些。」
李行說著看看一旁的假平妹林鳳嬌。她嘴邊有輕盈的類乎羞澀的笑。她的臉化妝得黑黝黝的，連雙手都塗黑了。面對這樣一位女性，我幾乎又要落入李行的圈套了。還好，由那黑黝黝裏透露出來的一份嫵媚，使我總算能告訴自己：這不是平妹，而是林鳳嬌呢！
「跟我去做飯吧。就憑理和先生這麼一句話，她就跟著理和先生跑遍了日本、東北、北平，為理和先生做了二十年的飯。也的樂觀，她的堅強，她的健康的想法，也就是理和先生文學成立的基礎。她實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抵尖山外景現場之前，我就聽了幾個朋友談起假平妹如何地入戲。她常常地淚流滿面，尤其演理和坐上轎子離開故居到臺北住院療病時的一幕，她提著包袱，帶著兩個稚齡小孩，一個背著，一個牽著，送他上路，賺了不少圍觀的人們的眼淚。
還有演平妹入深山扛木頭被林警追捕的一幕，林鳳嬌婉拒了替身，自己扛，也自己摔倒，一連摔了四次才拍成。真不曉得嬌小的林鳳嬌哪來這麼大的力氣與勇氣。一個演員的成功，原來絕不是偶然的。
李行也要我與她聊聊，可是我沒敢這麼做。我說已聽得夠多了。內心裏實在是害怕自己會流淚，一發而不可收拾，那會叫自己多難堪啊。
我領悟到，李行的幻境世界，就是靠他與那些工作人員的熱與力創造出來的。並且我也敢肯定地說，李行應是「入戲」最深的一個。唯其如此，他才能帶動他們進入戲中去燃燒，去發出光芒，釀造成各種咄咄逼人而又感人的場面。久聞李氏拍片一絲不苟，來到這裏我算是親身領略到了。為理和，我有深慶得人的感覺。
他又告訴我，語氣裏帶著一股異樣的熱力。
「用這種題材來拍片，在國內我相信是從來沒有過的，甚至可能想也沒有人想到過。所以著手之初，我覺得這是一項冒險，心存疑慮。但是拍攝工作開展以後，我就漸漸地不再有這種感覺了。特別是近來經常看拍好部份的毛片，雖然還只是片片段段的，可是我越來越有信心。我相信我會做好這件工作。當然啦，也還有另外一項原因，就是『汪洋中的一條船』，有過這部也是傳記片的拍攝經驗，我才有勇氣拍原鄉人的。」
他還告訴我，拍攝的過程中，尤其到了末尾部份，劇本有相當大幅度的修改。這正好也證明了李行是越拍越燃燒起來了，也越入戲了。想來是理和對文學的精神與執著，以及平妹無償的奉獻，隨著拍片工作的進行而越發地感動了他之故。
不錯，就題材而言，本片確實是我國影壇的創舉。然而，本片究竟會給我們的影壇與文壇帶來什麼呢？我在想，李行在這部片子裏，除了抓到理和的精神、理想、夢，將它們藉銀幕呈現出來以外，還抓到了些什麼？也許這是最使人關切，也最使人期待的一點。
其次，題材上的突破，這是我們所能肯定的，但此舉是否亦構成了影界與文學界更幸福的結合呢？而文學界是否也能夠給予影界某些營養呢？若干年來，文學創作在技法上從電影學到了不少東西，藉此豐富了文學創作的技巧與內涵，說不定在我們自由中國，這是文學界向影界回饋的時候。果如是，此片的意義實在太重大了。這也是令人無限關心無限期待的事。
正當笠山的晨靄漸漸散去的當兒，我抽空前往笠山山腳下的平妹家。一場流行感冒使平妹躺了幾天，不過今晨她已經能夠出去了，到村子裏去辦了點事。稍候片刻，她便回來。已是近七旬的老婦人了，然而她依然健步、硬朗，雖則曾被沈重的擔子壓彎了的背仍然微駝著。
她說她好多天以來就再也不敢去看拍戲了－－這麼說著的時候，她的眼眶就已經紅起來。我在想：是不是李行的「巫術」，也使得她落入圈套而不能自己？不，恐怕不全是吧。她的感受一定與我不同－－應該也與任何人不同。如果有人與她相同，那就是理和一個人吧。有一點倒可以肯定：來到平妹家以後，我便脫離了李行的「巫術圈」了，使我有一改剛才的沈重而恢復了渾身輕快的感覺。
理和當年的故居如今已煥然一新，成為窗明几淨的住家，與外景現場的破陋瓦屋適成強烈對比。平妹便在這裏與一群兒孫們繼續扮演著她未完的戲。－－半日之間，我進入了戲境，又從戲境裏出來，步入另一個戲；而這另一個戲，誰又能說不是我自己的戲呢？
原鄉人及其他 鍾鐵民
民國四十五年先父在「笠山農場」得中華文藝獎長篇小說獎後，有一天跟朋友在家閒談，好像是那位朋友表示「笠山農場」的故事可以拍成電影，當時記得父親並沒有否定有這樣的可能性，但絕不是那個時期電影界可以接受的。那時國語片都是香港出品，即使偶有鄉土題材，內容全是民初大陸的故事，比如「漁光曲」等等。臺語片則除了古裝通俗故事便是「王哥柳哥遊臺灣」之類，從未見過有涉及或反映臺灣當時現實生活的題材。那時我初中三年級，這段談話不知道為何會在我一向迷糊健忘的腦中留下印象。
民國六十五年「鍾理和全集」出版，引起一陣小小的熱潮，編輯這部書的張良澤兄大病初癒，我們見他扁扁瘦瘦的身子，尤其是手術後肩膀一邊高一邊低的模樣，與先父病後回來的形像真是像極了。大家笑他，他正正經經的表示，有那麼一天如果拍「鍾理和傳」，他演先父後半生應該不作第二人想。而且他自認他是體認先父心境最深的人。
我們都說著玩，誰也沒有認真想過這種事。所以當李行先生透過黃玉珊小姐向我提出想為先父拍傳記電影時，真使我大吃一驚。
一個文學作者的一生，是否值得渲染呢？尤其像我父親一生平凡，也沒有足以驚世駭俗的作品可以自傲。有的只是他追求理想以及至死不變的從事創作的執著的熱情。由於他的理想，使他選擇了多磨難的婚姻，更使他遠奔中國大陸，從事自認為非常崇高的文學工作。由於他執著的熱情，使他在受盡折磨之後仍然不丟開創作的努力，死時中篇「雨」正修改到一半呢！然而這些又豈是電影直接訴諸視覺的畫面所能表現出來的？英雄的傳記只要把英雄的事蹟原版搬上銀幕就可以使觀眾感受他的偉大；音樂家的創作也可以直接將他優美的旋律灌注入觀眾耳中；連畫家都可以利用他的畫使觀眾領會到他創作的精神。唯獨一個作家，他交給觀眾一本本的書，光從封面你如何去使觀眾明瞭這書的內涵呢？
我反覆考慮了兩天，然後明白告訴李行先生，拍先父小說我贊成，拍他的傳記我不好同意。李先生卻堅持想拍傳記，並邀約鍾肇政先生一同迢迢趕到美濃來商談此事。肇政叔是先父生前最親近的友人，他堅決表示拍此傳記有其意義，絕對不會有錯。在經過長談之後，我能信任李行製作本片的態度，對負責劇本編寫的張永祥先生所提出來的構想也很滿意，所以雖還覺得有很多顧慮，但原則上不反對，我要等分場大綱看過後再作最後決定。
我要求李行先生兩點，第一故事的重點不要放在他的愛情、婚姻或者意渲染他同姓結婚的事實，因為那雖然使他遭遇極大的不幸，卻不是罪惡，放在今天的社會並沒有什麼新奇。第二要先了解先父的心路歷程。他出生於富裕家庭，早年接觸的書籍和環境使他充滿理想，對民族的認同又使他憂國憂民，這從他早年的作品和日記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受日本教育，在我的記憶中他從不說日本話；他看日文書籍，留下來的文稿中從未有一篇日文作品，據我母親傳述，在北平時他拒絕以日本僑民身份領取配給。這足以說明他民族自尊心之強烈。他所以遠涉大陸東北，解決婚姻困難固然也是一個理由，但是我以為回歸和親近祖國文化才是最大動機。回臺教書時他所表現的是無比的熱誠，交往的朋友全是有理想的人，只因為他的長期的疾病，改變了他的生命，這我曾多次聽他感嘆過，如果不病，絕對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是可以斷言的。病後回美濃的生活又是另一種境界。多年的農村生活，使他的心完全歸於平靜，再要有所作為已不可能，文學園地荒蕪也不接受他，於是他轉而關心他身邊的農村和農人，他是真正熱愛自己的鄉土的，他為它而喜而悲，直到他逝世。「雨」「菸樓」「阿遠」等等都是代表作。我要李行先生一定要塑造出這種形象，但又要避免把他誇張成愛國主義或是抗日英雄等，我以為這在電影中幾乎是不可求的。
李行先生好像完全理解，而且成竹在胸，片名「原鄉人」就是他想出來的，我們簡直想不出更妥切的片名了。第一「原鄉人」是先父小說中的篇名。第二所謂原鄉是臺灣客家人指廣東我們祖先遷出的地方，「轉原鄉」指回祖居地去，甚至把死亡也隱稱作「轉原鄉」。用「原鄉人」作為「鍾理和傳」的片名，我想象徵的意義十分清楚了。
九十分鐘長的片子，要完整介紹一個人的一生是不可能的。張永祥先生從先父青年時代在農場與母親認識寫起。看過劇本，我覺得為交代先父在農場中由戀愛到出奔大陸的情節太多，幾乎佔了全劇的一半，而且與主題關聯不多，所以我建議由登上火車寫起，在船上甲板面對茫茫海天，再回頭簡單交代出奔的原因。這時身後是舊的勢力，代表他們所要掙脫的種種拘束，前面則是廣闊的新天地，代表理想和希望。四周的孤單更強烈促使兩個人緊密的結合。由瀋陽北平的生活到返臺入院返鄉去世，能一氣呵成。我很高興張先生和李先生都能接受這種構想，重改後的劇本差不多把前半段全刪除了。而這時拍片的工作已經展開。
究竟「原鄉人」真實到什麼程度呢？基本上生平事蹟都依照年表排下來，情節則參照我和母親的記憶及他所有自傳式小說編湊而成。小說與實際人生畢竟有一段距離，比如「復活」中描寫父親對孩子苛厲的要求和教訓，甚至使孩子因畏懼父親不敢抗命因而得病致死。有人問過我是否有這種事，其實並不是如此。我的父親謙和有禮，個人修養極好，輕易是不會動怒的，他對我們一向採取放任式的教育，只要我們不犯大錯他從不干涉。我大弟立民不幸夭逝，主要是為了家貧，他病了幾天，父母以為感冒受寒不算太嚴重，便拖著沒有看醫師，事實上到今天鄉下地方孩子感冒，也仍然很常見在藥房隨便買點成藥治療。只是現在鄉下醫生也多了，稍顯異狀可以立刻送醫。為了大弟的不幸，父母都深感內疚，才有「復活」的情節。至於大弟害病的原因，全是他貪玩不聽話添衣，記得是舊曆初五下午受涼，那天有寒流，年十二傍晚就因急性肺炎不治。出村子買米糠的那一段或許是真的，我們既住在山區，家裏又缺人手，使派孩子上村子小店買東西是常事，我大弟膽氣壯，沒有錢叫他去賒帳他都可以做到，可能那一回他帶回超過他體能的重物，使父親耿耿於懷，到底他才是剛六歲的孩子啊！所以寫小說時便把這些事揉合在一起，這更可以加強自責的力量。文中把孩子綁起痛打的那一段純是虛構，現實中的父親絕不會做這種事。張先生劇本寫先父後半生以「復活」一文為基幹，我擔心會使人產生誤會，以為先父是殘暴的人，曾經反對這麼一場戲，但李行先生為求劇情有高潮，堅請依據小說，不過他保證，情節的發展會顯得很自然，使人感到一個嚴父責打孩子有其不得不然的理由。
類似這種出入是沒有辦法避免的。在濃縮的原則下，電影中一個角色甚至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好幾個人融合而成，因為出現的人太多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而且要一一介紹也不可能，不過，一切的修改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即是不能改變先父人格的完整和他不屈服於困難環境的精神。
那天我去參觀拍攝先父入院的那一場戲，秦漢由林鳳嬌扶著從屋裏出來，坐上用竹椅子臨時綁成的轎子，虛弱的秦漢右手拉著六歲的大兒子，手牽著揹了嬰孩的嬌妻，山中老屋是那麼古舊蒼涼，妻兒又是那麼孤落無依，熱心趕來幫忙的村人抬起轎子慢慢走開了，這一去是否還能再回來見面重過他們彼此相屬的生活呢？
圍在鏡頭後面一群觀眾中，我注意到有一個中年男人咧著嘴笑著，眼角上卻掛了兩顆淚水。
我聽到他喃喃的說著：
「啊！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
這些舊事是否應該重提呢？唉！我不知道答應拍這部電影，是對還是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