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冤、埋冤》導讀
一、《埋冤、埋冤》的創作背景
《埋冤、埋冤》是《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一書的下冊，與上冊《埋冤、一九四七》合併出版時，取用了此孿體嬰式的書名。一九九五年十月，由「海洋台灣出版社」出版。
上冊《埋冤、一九四七》於一九八九年冬天起稿，一九九○、三、六∼八、二十八，首先在「首都早報」連載，因該報停刊，自十二月二十八日起，改在「台灣時報」刊出，迄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七日結束，全文約三十五萬字。《埋冤、埋冤》於一九九二年元月起稿，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完稿，合計約三十九萬字。
這部作品是李喬繼「寒夜三部曲」之後，最重要的歷史素材小說，在內容上，是「寒夜三部曲」的延續， 以戰後台灣最重大的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為背景，作者卻停滯了將近十年才動筆。如何寫這部作品，曾令作者陷入長考。李喬在《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出版「後記」中說：「這本書實際寫作時期約三年半，收集資料、採訪口述等前後十年；十三、四年的時間造就這七十多萬字一部小說，作者我一生不會有兩次機會，也不會那樣做。」「起始我就把『呈現二二八的全景，並釋放其意義』當作生命上的天職，負我台灣母土的債務。…而今我債已了…」這也是他自寫作《結義西來庵》（一九七七、近代中國）一腳踩進歷史素材寫作之後，終極心願的了結。
作者在本書的「自序」中說：從事小說創作，偶然地涉入台灣歷史，卻由此改變我的文學風格。當台灣人，台灣社會數百年的變遷展現在我眼前時，歷史已不只是記憶中人事的浮動而已。從記憶躍升至反省整個族群生命、文化精神，進而成為文學創作的意識根源，載負著我對台灣斯土斯民深厚的情感與理性的自覺。」從李喬的寫作歷程來看，「涉入台灣歷史」不僅為他的小說創作開拓出一條全新而又無限寬廣的道路來，也讓他做為一個台灣作家人格與風格，得到「釋放」之道而臻於成熟完備。「埋冤」能做為他寫作生涯中的一個「大站」，意義自是不凡。
不過，一腳踩入台灣歷史素材的創作，也曾經讓他的文學思考陷入困境，陷入「文學與歷史的兩難」。因為涉入歷史，心靈受到醒覺的悸動，歷史就像被乍放的水閘，被史料的巨大衝力淹沒，被歷史窒息，文學創作成了「歷史」的俘虜，《結義西來庵》就是一個前例。當然，小說一旦完全回歸「虛構」，那又何必去招惹「歷史」？而且也就不會有「歷史小說」和「歷史素材小說」的紛擾了。李喬業已自承是受到台灣歷史召喚的小說家，他不會、不能也不願因文學與歷史的「兩難」而怯步，雖然他可能花了不少時間長考，思索破解「兩難」之道，但畢竟文學是歷史人間複製的說法，只能對文學與歷史的糾葛，解開最外層的一條繩索。文學涉入歷史是作家的權利，小說家可以坦蕩蕩地主張自己的歷史詮釋權利，不必去理會不同的歷史詮釋聲音。《埋冤、一九四七、埋冤》是李喬對二二八歷史事件的個人詮釋。台灣已經擁有不同的二二八文學詮釋，未來也可以預期有更多的同題材詮釋。
分成上、下兩冊的《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基本上也是出自跳脫「文學與歷史兩難」議題的「精心」設計，閱讀者同不同意，是另外一回事， 但從作者的創作歷史看，抑或從形式的結果看，李喬藉此突圍而出的用心，則是十分明顯的。透過上、下兩部，形式上差異性極大的對比，閱讀者必然因此困惑而尋求解答，在結構上開啟導讀的功能。歷史與小說的拿捏，原本是作者寫作歷史素材小說來，長期的困惑，藉著「埋冤」，反而把「困惑」當燙手山芋丟給閱讀者。上、下兩冊既「獨立」又「聯合」的結構形式，其實與文學和歷史的糾葛關係，不就是相同的一體兩面嗎？小說家在《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的命題和表達形式上，就為閱讀者演繹了一部小說。
二、《埋冤、埋冤》內容概述
《埋冤、一九四七、埋冤》這部小說是以一九四七年二月底發生在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為敘述背景。上半部《埋冤、一九四七》以陳述史 實為主，焦點放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傍晚，賣私煙的老婦人林江邁遭查緝人員毆傷，導至民眾抗議，引發事件開始，寫到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組成、白崇禧等率軍來台鎮壓，展開三月大屠殺，主角入獄為止。主要舖陳事件發生後，台灣全島由北到南，由西到東，慘絕人寰的殺戮事實和結果。作者在「上部」裡，表現了有限的虛構，和所謂「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蒐集資料的苦功苦行，準備創作的十年「收集資料、採訪口述」，顯現的成果都在這裡。包括事件發生的遠、近因素，都是作者依據田野調查、訪問受難家屬、劫後餘生的當事人、目擊者得到的素材，都不離「貼緊史實」的大原則，不過，也不違背小說虛構的大方向。下冊《埋冤、埋冤》的主要人物，都在上冊出現，埋下伏筆。主要的兩個角色「林志天」和「葉貞子」，都是上冊裡的代表性人物。前者是台中地區組成的「三七部隊」的部隊長，在事件後被捕，判刑十五年，囚禁十七年，是事件劫餘者中唯一被長期拘禁者。後者則是台灣大學醫學系五年級的女學生，是三月九日台北市中山堂被集體屠殺時，唯一的倖存者，但在獄中遭到強暴懷孕，出獄後產下一子。
《埋冤、埋冤》即根據這兩個人物，在事件後的命運發展，舖敘而成。林志天唸過東京外語專科學校，因參與政治活動被捕入獄中輟學業返台，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推舉為武裝部隊的領導人，福佬籍，有未婚妻鍾瓊玉。部隊進入埔里後，與謝雪紅意見不合，部隊解散，開始逃亡，成為國民黨軍重金懸賞的緝拿要犯。四月底，在親友的勸說及資助下，擬以機帆船偷渡出去逃離魔掌，不幸遭善意邀請一起偷渡的昔日戰友出賣被捕，判刑十五年。
葉貞子在事件當年是台大醫學系五年級的學生，國民黨軍進入台北市後，她和許多男女學生一起被圍困在中山堂樓上，軍人把這些學生一一槍殺、刺死，女學生則被從三樓上穿口拋擲地面活活摔死，貞子倖從簷壁的縫隙中滑落未死，卻遭逮捕。貞子是苗栗客家籍的女子。
林志天被捕後，遭受刑求，誘其供出謝雪紅等人及武器下落，幸得瓊玉暗通消息，得知謝氏等人已偷渡出境，於是把所有的責任推給謝氏，得以從罪魁降為從犯，倖免被槍絕。死罪已免、活罪卻難逃，經歷台北、台中、台南、台北軍監、綠島等監獄，長達十五年的監禁，及兩年的感訓，一共坐牢十七年。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被捕，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小琉球的警總「職訓第三總隊」被釋放。
就在林志天入獄不久的五月，葉貞子被釋放出來，出獄時，貞子瘋了，不肯離開，是家人把她扛出來的。在獄中遭到強暴，打胎不成，只好躲到花蓮產下一子，取名浦實，日語與「恨」同音。貞子對浦實的恨多於愛，認為那是孽種，雖送給他人收養，卻忍不住要定期探望，也搬到花蓮定居。貞子也在花蓮找到國小教職的工作，更由於謀職認識了「葉淑珍」；二二八事件父子三人都是醫生、同時受難的「張期朗」大媳婦，「張周仁」之妻。「張期朗」一家是花蓮地區二二八最大的受害家族 ，位在鳳林的張家太古巢，在事件後，由「張期朗」之妻「詹銀柱」當家。她是典型的，堅強的客家女性，本書上冊描寫她帶領家人找到丈夫、兒子的遺體時，要媳婦們擦乾眼淚，各自負責替自己丈夫清洗遺體的責任。篤信基督教，每晚帶來家人祈禱，規定家人不可為不幸哭泣。
貞子一方面覺得愧對母親，應該減輕母親為自己的憂慮，一方面也感受到同事楊武雄的款款深情，答應了楊氏的求婚，卻在蜜月旅行時，發現無法擺脫被惡魔強暴的陰影，婚事功敗垂成。事後，貞子也在武雄的暗中協助下，離開花蓮到鳳林國小任職。並在詹銀柱女士的善意安排下，住進太古巢。親身體驗這個花蓮受害的最大家族，如何承受人間、生命的苦難。
至於林志天的囚禁史，在他輾轉各監獄的經歷中，不停地看到昔日的戰友、同事，知名不知名的志士，不分男女、老少各階層的台灣人，被囚禁到這裡來，有的在這裡結束他們的一生，有的被放出去又被捕了進來。他們之中，不乏充滿理想的鬥士，也有完全無辜的受害者，更有監方安排的「細胞」。監獄是被禁錮的島，也是那個年代的台灣社會縮影。林志天僥倖躲過死罪，並不就此甘心苟活，他從獄卒的刑求裡死而復生，也在獄中左仔的毒手中，逃過劫難，仍不肯屈從於渾渾噩噩的囚徒生活，保持他思想鬥爭的高昂鬥志，為自己的命運，為生為台灣人的命運，保持思索的清明。他的未婚妻瓊玉，原有殉情的打算，得知他被判刑十五年後，決定陪他在獄外坐牢。高女畢業的她，雖順利取得教師的職位，也獲得父母、家人諒解她的堅持。但年輕貌美的「活寡婦」，不僅有來自男性求偶者的搔擾，也有俗世的壓力，瓊玉展現她非凡的堅定意志。她不僅負起探監、照顧志天生活所需、安撫他心靈的任務，有一段時期，還賃屋接來志天的母親侍奉。另外，情治單位始終沒有放過她，約談、疲勞審訊、恐嚇、監視不間斷，也透過她生活、工作周邊的人施予壓力，志天坐牢十七年，瓊玉的心靈則在牢外，陪他禁錮十七年。
由於貞子持續性地探訪浦實，造成收養的許姓人家不耐，只好帶回來自己照顧，張家人也主動地表示歡迎浦實加入太古巢。聰穎、敏感、懂事早熟的浦實不但對自己的身世略有所悉，周邊的人也不斷地以「阿山子」「雜種子」挑逗浦實，讓她感到恐懼不安，浦實在忍無可忍、逃無可逃的情況下會予對方重重的反擊，引發事端。後來，貞子「改變自己」，她要遠離所有悲慘和困難，在現實中求勝，以冷漠的態度搬離太古巢，居住到阿美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當年張家人被槍殺的公墓附近，改名葉貞華，學標準國語，定製上海旗袍，她要脫胎換骨，告別舊有的一切，把自己創造為全新的存在，「告別貞子，台灣查某、客家女子而成為一位外省人、大陸女子、堂堂的中國女老師……」也在警察局長的協助下，進入花蓮女中擔任生物教師。浦實則在坎坷的成長環境中，學會客語、福佬語，講台灣腔的「國語」，並由義民中學考入建國中學。在一次母子的懇談中，浦實不僅完全拼湊出自己的身世，也對母親的遭遇瞭如指掌，奉勸母親：「我們，是什麼就是什麼，不要躲嘛！」「我不認為那個『惡魔』和我有什麼關係；我是世上另一個新的、獨立的生命──」
葉貞子因兒子的一番話，走出陰影，結束長達十六年的心靈自囚。
林志天經過十多年的牢獄囚禁，見識了各形各色的思想犯之後，想改名林志台，認清自己是誰，明白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台灣人是集納不同文化的海洋文化，自然形成的新民族。結束滿十七年的牢獄囚禁，出獄後與瓊玉結婚，抬頭挺胸走過北斗街道，被視為奇蹟。
三、《埋冤、埋冤》導讀及評論
二二八事件在戒嚴時代是台灣歷史書寫及討論的禁地，文學創作方面，也以之為禁忌，多數的作家、作品，都自動設限、不去碰觸，正如《埋冤、埋冤》女主角葉貞子的情形一樣，雖然是早已結痂的傷痕，碰了還是會流血，然而，未治癒的疤痕，永遠是未解開的結。解嚴之前，像吳濁流的《無花果》、《台灣連翹》等作品，就把為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做見證的心情，挑戰禁忌，卻不免是片面的描寫；解嚴之後，鍾肇政的《怒濤》，廖清秀的《反骨》，都先後焦急地在禁錮解除後，填補他們長期被禁制的創作缺憾，寫了和二二八相關的題材，卻並未正面迎向二二八的史事。《埋冤、一九四七、埋冤》則是完全對準沉冤近半個世紀的二二八事件史實而發的一部作品。
《埋冤、埋冤》有兩條敘述的主線，以「實者實虛、虛者實實」的「歷史小說」手法，複製歷史的真實。在全書上冊「重現」事件的「真相」之後，下冊則以活生生的人物，演出事件過後的台灣社會樣貌。評論家李永熾說，這「是一部戰後台灣的古拉格史，剛柔並陳，充分顯示戰後台灣人民的苦難。」「古拉格」是共產黨專政的俄羅斯用來囚禁政治思想犯的地方，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曾在這裡被囚禁八年，並據此寫成一部皇皇鉅著《古拉格群島》。「古拉格史」意指台灣人被囚禁的歷史。更準確地說，本書上冊多在描述事件發生的原因、過程，以及慘案的種種樣態，下冊才是傳達事件後整個台灣島宛如一座監獄島，台灣人民被囚的狀態。
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的扉頁獻詞寫道：
「謹將此書獻給
那些未能活著訴說此故事的人，
願他們能原諒我
沒有看到全部的事實，
未曾記得全部的細節，
沒能推測出全部的真相。」
事件發生時，作者李喬只有十四歲，既不是當事人也不是受難家屬，但他的寫作心境非常貼近索忍尼辛寫《古拉格群島》的心情。其實，從事件後全體台灣人從肉體到靈魂，不是被囚就是自囚的現象而言，李喬是在場目擊者，《埋冤、埋冤》創造了一個台灣大象徵。
林志天和葉貞子這一對事件發生當時的青年男女，是作者建構戰後台灣成為監獄島意象的主要脈絡。事件後，入獄服刑的林志天，代表台灣人的被囚現象，刑求、拷問，非人性的虐待、虐殺，和代表統治者的牢頭禁子間，形成強烈的對比，施虐者幾乎都是剛從中國來的外省人，受禁被殺的多數都是台灣人，少數被監禁的外省人又是紅色中國人，又企圖成為監獄被囚人中的支配者，凸顯台灣人被層層囚禁的情形。隨著林志天的坐遍台灣各地監牢的經歷，予人台灣到處都是監獄的印象。再加上，林志天所到之處，處處都有台灣的仁人志士和他遭逢被監禁，甚至有人還是一禁再禁，予人台灣人人都可能被囚禁的印象。從林志天的遭遇，呈現了台灣人普遍受到囚禁、隨時都可能被囚禁的時代景象，一種古拉格化的台灣現象。
葉貞子雖然只受到短暫的被囚生涯，但由於心靈、內體的傷痕太深，出獄後，形成一種心靈的被俘虜現象，從發瘋、自棄、用仇恨包紮自己的「自囚」狀態，走入扭曲自己的另一種放棄，改掉自己的名字，學標準國語，穿上海式的旗袍，向惡魔勢力靠攏，屈服，認同，拒絕本我自然的面貌，形成無形監獄的自囚現象。這種自我的心靈禁錮，在事件之後的台灣，不是「殊例」、「特例」，而是深淺程度不同的普遍現象，構成台灣的另一種古拉格風貌。
坐滿十七年牢出獄的林志天，原本是充滿正義感，有理想，也有實踐能力的青年，卻未必能清楚地認知生為台灣人的命運、處境，牢獄的折磨、也是鍛鍊，終於讓他的一切落實在台灣的土地上，不再是滿心虛幻的「志天」，他要立志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因而改名「志台」。林志台的例子，顯示古拉格可以囚禁台灣人的軀體，但囚禁不了台灣人的靈魂，台灣人的靈魂還是可以從台灣的土地上汲取地靈，甦醒過來。
葉貞子無論怎樣自棄，把自己囚禁、扭曲，經過了十五年之後，新的生命誕生、成長、獨立之後，再也不受上一代陰影的遮蓋，一樣在台灣的土地上立定了根，吸取大地的菁華，在有陽光的大地上獨立生長。
《埋冤、埋冤》有意呼籲台灣人以走出牢籠的方式，不再自囚，埋葬歷史的冤慘，重構台灣心靈，重新出發去找尋台灣人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