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向把霧社當作「理蕃政策」成功的模範村，在霧社廣植櫻花，鼓勵日警娶當地女人，種種「苦心」，卻發生霧社事件，一時，震驚全台。
文建會今年以「人親、土親、文化親」為訴求，推出「全國文藝季」。其中「原住民系列」，配合一九九三年之「國際原住民年」所舉辦的原住民影展，首先放映五十年前拍攝的「沙鴦之鐘」。
沙鴦的故事，發生於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一年，吳漫沙把它寫成小說。（台北東南亞出版社、日文）一九四三年拍成電影，由李香蘭與長谷川一夫主演，主題曲也風靡一時。（國語歌改為月光小夜曲）
當年本片的拍攝，至少有兩個動機：一、皇民化運動，鼓吹「全民愛國」、「出征榮耀」思想。二、剛好沙鴦為原住民少女（泰雅族），特選在霧社拍攝，似可撫慰一九三○發生的霧社事件。
日本一向把霧社當作「理蕃政策」成功的模範村，在霧社廣植櫻花（吳之小說，亦大加描述），鼓勵日警娶當地女人，種種「苦心」，卻發生霧社事件，一時，震驚全台。
八年後，出現少女沙鴦：
蘇澳武塔村（今南方澳山村）的巡查田北正記，接到召集令；當時二十六歲的田北，正如許多山地村，身兼日語講習所教師。十七的沙鴦為其學生，也是村裡青年團幹部。田北下山時，正逢暴風雨，沙鴦與當地青年一起送行，並替田北揹行李，過獨木橋時，卻不幸墜落急流。
這事經媒體報導，轟動台灣。總督長谷川清，靈機一動，乃大加讚揚田北對山地青年「教育」的成功，並送鐘給武塔村，以弔念「愛國」之鴦。（鐘為警鐘，掛於瞭望台。）
一九三八年，正是日本侵華戰爭的第二年。作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以一個山地少女，送一個日本老師從軍，乃當時普遍常情，（而且送行的不止一個）。失足落水，那是意外，沒死沒事，死了變成「愛國」，實為刻意的美化與扭曲。
沙鴦只是一純真的少女，反觀霧社酋長之一──莫那魯道：
一九三○年，算起來，日本已統治台灣三十五年。台灣由初期的武力抗日到後期的文化抗日，霧社事件算是最後一次的武力抗日。以日本一手栽培的花岡一郎、二郎；一為巡查，一為教師，也加入族人的抗日。原住民飽受奴役、剝削、欺凌之下，日本給予的愚民教育，至此已統統瓦解，全盤翻臉。
莫說日本人對原住民動輒拳打腳踢，雖然日本一再想了解原住民，但基本上並不尊重。例如：所有原住民的神話，都跟山林有關。（或崇拜某種動植物）原住民認為山林是神的故鄉，人來自山林，也回歸山林。然而，日本卻迫他們大伐山林。
當時運輸工具奇差，巨木下山，稍一不慎，便出人命。這點，原住民認為是神對他們的懲罰，但迫於日本淫威，又不得不做，且工資受盡剝削。至於莫那魯道之妹被日警遺棄，以及「敬酒風波」，這些只是爆發點，火藥早已裝滿。
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在莫那魯道策動之下，先連剿十幾個日本派出所，然後在霧社國小運動會上大戰，共殺死日人一三四名，傷二六名，誤殺穿日服之漢人二名。事件爆發後，日本動用軍警官伕共五千多人，攻打僅有三五六名起義的勇士，且用了飛機、大砲，最後竟用毒瓦斯。
日本學者水越幸一那篇「最後的莫那魯道」（吳密查譯），一再指責原住民有獵人頭的惡習，這是醜化。他們會獵人頭，但不會無緣無故，正如印第安人之獵頭皮，只是一點可憐而微薄的戰利品，他們要求不多，也不會奪人土地。如果要追究獵人頭文化，也許可追溯秦皇漢武，動輒斬首示眾。武松還一口氣提了三個人頭，到縣衙門以抗義司法不公。林沖也砍下三頭，用矛槍挑著，踏著雪地，投奔梁山去了。──
血戰五十餘日，原住民戰死一三七人，自縊身亡二九六人（依泰雅族祖靈傳統）。莫那魯道潛入深山，四年後發現其枯骨。花岡一郎全家自殺，二郎於濁水溪畔與妻訣別。其妻為了腹中子，逃回娘家。
翌年四月，日本還不放心，以夷制夷，唆使其他部落未參與抗日之原住民，論功行賞，發動第二次霧社事件，把關在收容所的遺族五一四名，集體屠殺了二一六名，剩下的老弱婦孺，強迫遷村川中島（今仁愛鄉清流）。關於這段悲慘過程，鍾肇政小說「川中島」敘述甚詳。
沙鴦出現後，吳漫沙小說，這樣寫道：
「不，齊藤先生，你是內地人，我是本島人，山上的弟兄，高砂族，大家也都是日本人。」（第一二○頁，黃榮洛提供。）
這種一廂情願，正如東方白的浪淘沙：「我們都是同胞。」骨子裡永遠顯示的是：台灣定位的模糊清。
且看「高砂族」算不算日本人：
一九七四年，被日本徵召到南洋作戰的台東原住民李光輝出現。前一年，日籍殘軍橫井庄一在印尼荒山出現。兩人一樣恍同隔世，但此後的命運截然不同。橫井得到龐大的賠償，日本舉國在震驚同情之中予以無限關懷。
反觀「高砂族」李光輝。我們追起新聞像瘋子的記者，爭先恐後，捕風捉影，大寫李光輝如何神勇，甚至與蟒蛇決死戰，（幸而不是李登輝）害當時的新聞局長宋楚瑜大罵：「你們不要作文比賽了！」至於這件事背後隱藏的悲哀，各報隻字未提。
其妻早已改嫁，日本政府賠他六萬多日幣（大概可吃三個月的檳榔），中華民國分文未給。他一天抽三包菸，三年後，死於肺癌：因生活無著，曾在花蓮「文化村」，手持斧頭，作野人狀繞場表演。這是原住民之悲，也是台灣人之哀。李光輝也好，李登輝也好，共同的結論是：生為台灣人有夠衰，「愛國」永遠會愛出問題。
一九八二年，日本國會通過：台籍兵非日本人，無賠償義務。此後無論台灣人如何聲嘶吶喊，要求賠償，等於狗吠火車。至於中華民國政府，因無立場，也就無能為力。
這幾年，出現一些卓越的原住民作家，至於電影，則一片空白。最近看了一部電影THE LAST OF THE MOHICANS（中譯：大地英豪）描寫一九五七年，北美英法兩國爭霸，利用原住民，以夷制夷，最後莫根戰到只剩酋長和一個收養的白人兒子，情節驚心動魄，令人同情。
這部電影是白人拍的，正如「與狼共舞」，主角還是白人，而且影片中原住民皆說英語或法語。不過這兩部影片，皆深具自省意識，不像從前，約翰韋恩，專殺紅蕃。
文建會這次放映「沙鴦之鐘」，是出於無奈，因無其他電影可放。（這還是日本人拍的。）我在呆想：也許有一天，銀幕上突然出現：THE LAST OF MONALUTO，一定更驚心動魄吧！？霧社的山丘，曾經咆哮，不是無言，莫那魯道之魂，也將永遠與霧社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