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宮澤理惠來台，在台的痴男呆女又掀起一陣狂熱，記者把這種商業噱頭當作大事，政如當年「喜多郎」來台。三月三日，中國時報有一篇短文：「突顯知日窘境現狀」。大意說：台灣與日本如此之近，理解卻如此之難；例如福澤諭吉在日本家喻戶曉，在台灣知道的沒有幾個，是個「知日」的窘境。
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可稱為日本明治維新思想上的導師。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能夠徹底、快速而成功地現代化，福澤是最大功臣。
一九八五年，日本將一萬元鈔票，改用他的頭像，其他，五千元券改用新渡戶稻造ITOBE INEZO；一千元券改用夏目漱石頭像NATZME SOSEKI（舊鈔為日本歷代天皇頭像）。以上三人，分別為教育家、經濟學家、文學家，皆對日本現代化之啟蒙，有卓越貢獻者。日本這種做法，顯示有意在經濟大國之後，更重視文化層面與精神文明，進而使日本國民，手持鈔票，心想福澤，別有一番寓教育於日常生活的意味。
國內研究福澤諭吉，最早也是最力的是李永熾，其所著「福澤諭吉社會思想之研究」（台大出版、一九八六、共三七三頁）資料詳實，探討深入。此外有名家出版社早期的「福澤諭吉傳」（篇幅很少，與其他名人傳記合集）。除此，國內看不到福澤諭吉的專書，即此二書，市面上也不易購得，也鮮為人注意。
去年八月，遠流出版社出版了呂理洲寫的「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傳」，深入淺出，對青年在思想上的啟發與對日本的了解，皆有莫大助益。本文就幾個重點加以闡述：
首先我們了解：一八六七年，十五歲的明治天皇登基，結束了二百六十四年德川幕府的封建時代。（又稱江戶時代。江戶即今日的東京。）這年，福澤三十二歲，幕府還在內戰，福澤不願介入這種毫無意義的戰爭，默默創立「慶應義塾」（即今日之慶應大學），專心培養人才，主攻英文、數理、工程、實用之學。他知道未來的日本，必須大量的外文人才、科技人才，而非武士。
這時的日本由閉關鎖國，逐年被河蘭、英美的洋槍艦砲敲開了門戶，連連簽下「合約」，而昔日的武士仍在「尊王攘夷」，主戰主和、戰役不斷。嚴格說，這些武士只是為自己和「既得利益」而爭，呆子都知道，武士刀早已不敵洋槍大砲。明治登基後，改用現代國防軍，廢止武士制度，不再俸養武士。從前、平民在街上看到武士，立即要下跪，萬一被殺，算是自己短命。明治之後，人人平等，武士也必須放下刀劍，自謀生活。這些皆緣於福澤之平等思想。他的名言：天不在人之上造人，亦不在人之下造人。
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大清帝國敗於「夷人」之英國，一八五四，荷蘭人登陸長崎，這些都給福澤諭吉帶來極大的衝擊。連大清帝國都敗於小小的英國，而眼見苛蘭有如此之大砲巨艦，日本之亡乃遲早之事。於是十九歲的福澤，立刻離開大阪的故鄉，到長崎尋訪懂荷蘭文的老師（當時全國不到五個。）在此之前，福澤心儀中國文化，學習「漢學」，這時全部捨棄，一千多本漢文書全部賣光光，作為到長崎的學費。對他而言，真正值得追求的是「蘭學」──荷蘭之學。
他在長崎非常用功，五年後已經沒有老師可以教他。他到了江戶，有一天在橫濱看到許多外國商店、船員。他發現那些商店的洋文，竟然沒有一個字看得懂──難道荷蘭文改了！？他接著去找那些外國人談話。口談、筆談皆不通。後來有人告訴他這些是英文。福澤大吃一驚，對來除了荷蘭文之外，這世界還有英文。福澤不了解：世界舞台的主角，慢慢已換成英美了。
福澤毫不氣餒，下定決心，改學英文，從頭開始。一八六○年，日本派使節團到美國，福澤找人推荐，以「隨從人員」之名第一次到美國。在海上航行了三十七天，從舊金山登陸，再到華盛頓。他處處驚訝：馬車、街燈、四層樓房、地毯、夏天有冰塊。（這些都是明治之後，慢慢引進日本。）美國人看他是怪物：長袍佩長短劍，腳穿草鞋，頭頂剃得精光。（這時福澤的身份還是武士）
令也驚訝的，除了科技之外，其他還有社會、政治、經濟上的各種現象。有一次，他問美國人：「華盛頓是美國的國父，他的子孫現在做什麼？」竟然沒有人知道，這又使他非常震驚；因為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之後，子孫世代承襲其立。福澤終又發現：懂外文不見得就懂外國，而懂外國要比懂外文更難，也重要得多。
他去了一趟美國，已深深感到西方對日本的威脅。一八六二年，福澤又有機會出國，參加歐洲使節團。這次經過香港，這時的香港，已給英國統治了二十年，看到香港人完全為外來民族的奴僕。使他又擔心文明落後的日本，也難逃這種命運。「他並希望將來的日本，擁有幾千艘的軍艦，使日本國旗飄揚在中國海、印度海，……而且不僅像英國人壓制中國人一樣，更要壓倒英國人，捆綁其四肢像奴隸般對待。」……這顯然跟福澤的平等思想發生矛盾。當時福澤曾用「血氣獸心」來形容自己的想法，可見理智上他並不認同，他只是因為看到中國人被英國人像畜生一樣對待的情緒反應。
然而這種思想，第二次大戰的前期，日本算是做到了、佔領香港，席捲南洋、俘虜許多英美戰俘，最後換來了兩顆原子彈，日本差點亡國。從這個關鍵，使福澤又變成爭議性的人物，不過今天的日本，還是崇拜福澤，主要的是肯定他在西方文明的指引。
這次歐遊，經新加坡、斯里蘭卡、阿拉伯、蘇伊土港（尚未有運河）、改乘火車、到羅馬、再搭英船到馬賽港，經里昂、到巴黎，總共花了六十五天，然後訪問英國、荷蘭、普魯士、俄國、葡萄牙，總共花了一年。在俄國，俄國人看到福澤氣宇軒昂，這時的俄國急需日本通，一再想把福澤留下來，但福澤拒絕。福澤發現俄國將來必然是日本的大敵，他處處留神、想挖出事物背後的道理，其他人走馬看花，只看到西洋文明這朵花美麗的外表，只有他注意的是土壤──是什麼樣的結構。
這時國內還在內戰，只有福澤了解：日本落後西方太多。他不問單事，一八六六他出版「西洋事情」，使日本人震驚、夢醒，這是當時日本人唯一能看到的介紹西洋的書，一時洛陽紙貴。一八六七年，福澤第三次出國，從舊金山再坐飛車到巴拿馬（未有運河），再坐船到紐約，這次他買了八大箱書回來，以備慶應義塾之用
福澤終身未做官，專心教育，除了「西洋事情」之外，著有「文明論」、「勸學」，教日本人如何「獨立自尊」，如何追求實用之學，他批判幕府的封建思想、愚民政策，使日本走向現代化。然而綜觀福澤的思想，缺少的仍是真正平等的大同思想。日本的「獨立自尊」，往往變成極端的「獨立排外」，外表多「彬彬有禮」，內心都是「高傲偏狹」，這是民族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