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濁流的大陸經驗

林柏燕

一、前言

據許素蘭所編之(吳濁流小說評論引得)及方美芬編(附錄)(註1),共三十四篇評文中,直接以「大陸經驗」為題的,僅宋冬陽的〈朝向許願中的黎明──試論吳濁流作品的中國經驗〉(註2)。此外,林衡哲的〈三讀無花果〉裡有一段小題:「吳濁流的大陸經驗」,不能算專論,亦末收進許編之評論引得。(註3)

吳濁流開始接觸大陸在民國三十年南京之行。在此之前,他的「祖國意識」皆來自長輩口傳,以及私塾的「漢」書。本文先從南京談起。

吳濁流的《南京雜感》(註4),記載從民國三十年一月至翌年三月末,在南京的所見所思。其後限於兩岸隔絕,晚年足跡雖遍五洲,卻從未再進大陸。然此年餘的大陸經驗,對吳老影響深遠。其重要作品《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皆有許多素材重複了《南京雜感》。這些,可視為直接的,狹義的大陸經驗。

臺灣光復,大陸奔來接收大員及祖國部隊。但由於文化落差,語言難通,戰後臺灣經濟蕭條,大陸國共戰爭方殷,陳儀搜刮臺灣物資援助大陸,接收大員貪贓腐敗,素質低劣,部隊軍紀蕩然,再加上當政者視臺灣人為經過奴化教育之次等國民,政權分配嚴重不均等諸多因素,翌年即爆發二二八事變。緊接著,臺灣經濟全面崩潰,四萬元換一元新臺幣,一夕之間,民間積蓄頓成泡影,無異合法土匪。以上看在吳濁流眼裡,可謂間接的、廣義的「泛大陸經驗」。(大陸淪陷自東北始,當初接受大員之心態與接收灣如一轍。)(註5)

光復前,臺灣人對中國莫測高深,向以「唐山」、「祖國」夢寐之,卻鮮有大陸經驗。光復後,看到祖國部隊,腳底畢畢吧吧(或草鞋或布鞋),綁腿鬆鬆垮垮,面目黧黑,軍服破舊(苦難的中國,剛抗戰完畢,可以諒解),老的老、小的小(因拉伕,亂抓之故),背上又是鋁鍋又是竹傘,叮叮噹噹。但由於對祖國過度熱情,鄉民皆以為竹傘張開,即能飛簷走壁(「火燒紅蓮寺」電影看多了)。筆者曾以小學身份列隊新埔鎮廣和宮前,以簞食壺漿之心,恭逢其盛。算是個人平生首次的大陸經驗。

然而四十多年來,經過教育、政治、文化、經濟、土地改革、工業轉型、民主運動等諸多整合激撞,本身外省或通婚或共事,則泛大陸經驗,人人已俱。開放探親之後,腳步加快,兼以媒體資訊之發達,已非吳老所獨專矣。

二、祖國

芥川龍之介(AKUTAGAWA LUNOSKE)從民國九年至十三年,曾寫一連串有關大陸經驗之作。包括小說〈南京的基督〉(民九年)、〈湖南的扇子〉(民十三年)及〈江南遊記〉、〈上海遊記〉、〈長江遊記〉(民十年),足跡遍上海、南京、蘇杭、盧山;光是西湖就寫了六篇,「南國之美女」三篇。除了遊山玩水,芥川還見了章太炎,並把章太炎穿的古怪長袍描繪一番。(註6)

芥川跟吳濁流一樣,每到一個地方,喜歡賦詩兩首(芥川寫的是俳句)。不同者芥川的心情,純為文人的增廣見聞,心中沒有壓力。中國的禍福與他無關,完全是一個旁觀者,outsider。雖然觀察敏銳,但其大陸經驗仍是浮面的,給筆者的感受只是「面白」(有趣)、funny,談不上特別意義。

例如芥川憑其聰明,很快就歸納出結論:中國戲劇有四大特色:一是「戲院吵雜,小孩子哇哇大哭也沒關係」,二是「非常不肯用道具」,三是「化�菛S別多,光是曹操的隈取(KUMATORI臉譜)就有六十多種。」四是「立迴TACHI MAWARI武打猛烈,有時翻跟斗,越過好幾張桌子,有時還會打到臺下來,有的還赤身露體」。(註7)

芥川的觀察,有其「入」與「隔」。(註8)其入者,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戲院的吵雜,已無此現象,臉譜也減少許多。(雖說曹操是多重人格,但也不致多到六十種,莫非象徵大陸人真的這麼複雜?)其「隔」的部分:所謂「非常不肯用道具」,芥川不了解平劇「無聲不歌,無動不舞」,一切靠嘴巴與肢體象徵。至於「武打猛烈」,那是中國人愛熱鬧的特性,鑼鼓喧天,鞭炮沖霄,餐廳鬼叫,猜拳吆喝,一切為熱鬧。至於平劇的唱詞、唱腔、做工、戲碼,則隻字未提,只緣一竅不通。

文化落差是必然的,正如筆者在東京,經日本友人慫恿欣賞「能」劇,愚笨得連一個結論也沒有。只聽猴聲鬼叫,其動作或如僵屍轉身,或緊急半身不遂。前一陣子,臺灣有意聘請東京能劇巨星來臺演出,據說聘金上億。這是吳老所謂「大頭病」發作,臺灣兩千萬人,能欣賞的恐怕不到二十個。這種情形,正如強迫新埔鎮市場賣菜的阿庚嫂,去聽巴哈的鋼琴協奏曲,還不如殺了她。

《南京雜感》,基本上是「文化之旅」,也有它「入」與「隔」的地方。其入者看到風俗民情的林林總總,其隔者以為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政經中樞,可以代表整個中國(註9)。事實上重慶是另外一個中國,延安又是另外一個中國。鄉長輩余老先生,現年八十四歲。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年),為日軍軍伕長,由上海沿揚子江,一直打到南京武漢。(註10)他說:「當時中國人有三種:一是租界區的,穿長袍踢足球;二是淪陷區討生活的;三是日軍在山下走,他們在山上挑著被蒲蚊帳,翻山越嶺逃命的。」余老有許多大陸經驗,其「隔」者獨缺「孤兒」意識,這又是吳老「入」的地方。

《南京雜感》於民國三十一、二年間,分十期連載於《臺灣藝術》(日文),由於日本的禁止,未獲「許可」出版。等到以中文與讀者見面,已是民國六十六年張良澤編的《作品集》,因此當初讀者對象,應以日本人及臺灣知識分子為主。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了解:《南京雜感》為什麼寫那麼多閒情逸緻無關緊要的東西:城牆、馬路、聽戲、秦淮歌妓、阿媽佣人、小費紅包、女學生、麻將、洋車伕、妓女、夫子廟、乞丐、苦力、南京人吵架、遊行、大眾食堂、澡堂、豬群等。古跡則包括:玄武湖、溪鳴寺、紫金、山莫愁湖、明孝陵、中山陵、雨花臺等。或許值此之故,宋冬陽評文,南京雜感談得出奇的少,其重點放在「亞細亞的孤兒」。

《南京雜感》,基於當時處境,並無激烈之社會批判,對於生活窮苦,乞丐當道,亦僅感嘆而已,但驚訝於「大陸之魅力,是社會自由,富於娛樂性、機會性,……浪漫性、僥倖性,貧窮也沒有悲觀之必要。」(註11)未實際親臨,所謂「自由」也許是一般散沙,「機會性」、「僥倖性」濁老指的是仲介,買辦,甚至拉皮條等。以當時之台灣、日本法律甚嚴,偷買私宰豬(所謂闇,YAMI)都會被打得半死,也就無怪濁老盛嘆其自由與魅力了。這時期的吳濁流,對祖國仍一片憧憬,尤其對山河美色。其《濁流詩草》中〈長江墨滴〉共三十六首(註12),(原五十餘首,經作者自刪。)全是欣賞性的呤哦,也可說是《南京雜感》回收後的再製品,一種recycline。

除此,他不能多說,說南京太好,怕日方不悅,但他又極欲臺灣人知道大陸真象,刻意抹黑,更非所願。然而,對於「山河美色」,是日本所允許的,只因符合日軍的政策。當年流行歌曲:「滿州姑娘」、「支那之夜」、「懷念滿州」、「蘇州夜曲」、「杭州姑娘」,無不充斥誘惑與挑逗,使日軍迷惑於侵略的本質,充滿浪跡異國的浪漫情調,另外配合以悲壯的軍歌如「露營之歌」、「予科練之歌」等以激發士氣,使早年日軍所向披靡。軍歌(事實上滿州姑娘等於廣義的軍歌。杭州滿州姑娘漂亮,干你日軍何事。)必須賦予感情,若無感情,只是口號,這點日本把握得非常成功。至於吾黨軍歌,早期的「反共產、殺漢奸」,以至今天的「九條好漢在一班,說幹就幹……」只能當竹聯幫的幫歌,聽起來會腦溢血,「發ㄅㄛ痰火」、「內傷」。(客語)

然而,關鍵在《南京雜感》寫了太多的「懷古」,有意無意間在喚起臺灣人的祖國意識,這已犯日本的大忌。〈長江墨滴〉裡有許多就這樣直裸裸地放到「雜感」裡。〈謁中山陵〉更有「東方世紀一豪雄,帝制驅除唱大同」,「鍾山今尚騰王氣,一望中原四百州」之句,這些「帝制驅除」、「大同」、「豪雄」、「中原」、「王氣」,日軍當視之為「馬鹿物」之思。(呆子之想)

吳濁流喜歡寫「漢」詩,有他的背景。對他而言,這是最方便的中文。然而從文學的觀點,古典詩(相對於新詩、現代詩)有它先天的缺點,有時因過分「即興」,有時遷就平庂押韻對仗,往往無意間扭曲了原來的意念image,而不能灑脫,只能在幾個有限的image裡打轉。吳濁流的詩,置之於他的小說,反而予人有一種irony的不協調,甚至予人以「不務正業」之感。

妙的是吳老本人卻希望以詩人自居,還請鍾肇政在其墓碑寫「詩人吳濁流」(註13)。他醉心於漢詩,除了文學工具的方便之外,應是來自家學庭訓,以及「祖國意識」。他為漢詩的努力不下於小說,想力挽古詩之狂瀾,在〈再論中國的詩〉(註14)大聲疾呼,然而這一切,吳濁流扮演的角色,已是TASOGARE NO KAMI──黃昏之神了。

吳濁流受的是日本教育,卻具有中國舊式文人的風雅與剛正,詩人的浪漫性格,偶會有郁達夫式的Sentimental的自怨自艾。他最喜歡的是登高遠眺做陶淵明狀,有時嚇破膽又只想做莊子筆下的泥龜。李白有攜妓登山遊之作(註15),吳濁流的詩中,則不乏女詩人、女清客、女學生,這是浪漫特性所致。

民國六十年初夏,吳老偕一位日本少女到新埔鎮造訪筆者。少女即將赴英國留學,因慕吳老之名順道臺灣。笑談中,濁老自嘲平生二大遺憾:一是「生不逢辰」,二是「不懂英文」。生不逢辰,正是吳濁流之為吳濁流。英文,對濁老而言,已不重要。事實上濁老晚年曾猛修英文,終因健康而放棄。

以上瑣瑣,說明南京之旅,是文化之旅,也可算是「浪漫詩人」之旅吧?在《南京雜感》裡,也許是受芥川「南國美人」之感染,他特別好感的是女人,「尤其是法國租界區的女學生,漂亮得令人發癡。」(註16)但他又對「患了打牌、吃飯、看戲三大病的中國女性」極其厭惡。(註17)除此,使他驚嘆的是河山之美,使他感動的是冬天苦力的堅忍,使他感慨的是中國人對政治的冷漠,乞丐小偷之多,衛生之差,飲水污濁,毛巾黑黑的,一切馬馬虎虎。(註18)

然而古老的中國,其包容力是相當大的,這是中國的「特性」,吳濁流自己也承認不易掌握,不知不覺就被感染,正如吳濁流對南京大澡堂,始以為污濁不堪,到最後,「自己也喜歡去了」,以至泡之若飴,呼呼睡去,把故鄉的妻女,一切忘光光。(註19)當然,也就不必去提南京大屠殺了。

宋冬陽認為:「在南京雜感中,沒有提到被歧視的情形。這一點表現了他宅心仁厚的可貴,因為他以日文發表,不願意日本人知道中國人是如何歧視臺灣人。」這是以《亞細亞的孤兒》胡太明被歧視的角度,看實錄的《南京雜感》(註20)。

吳濁流到南京的目的,非常單純,謀職而已。因馬武督小學事件,辭去二十多年的教職,失業情況下,經友人鍾君引介,先到南京「國民政府」底下機關做事,但不如意,很快又轉到日本報紙「大陸新報」任記者。

他一到南京,友人即警告他不可暴露臺灣人身份,要自稱廣東人。實際情況,吳老沒有掩飾身份,也掩飾不了,天天要跑新聞,到國府、警察局,難免要見一些汪偽國府的官員,吳老看不起這些大官,他們也看不起他:「你不會國語,僱用你,還不如僱用日本人。」(註21)彼此對不上眼,談不上誰歧視誰。等到他在日本機關做事,已儼然半個日本人。中國人會歧視臺灣人,日本根本用不著吳濁流來「提起」,早已心知肚明。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同一國的,跳到黃河也洗不清,而故鄉的余老先生,這時正在揚子江戰得昏天黑地。當年沒有把臺灣人槍斃已夠好,豈止「歧視」而已。這是歷史的荒謬,也是臺灣四百年來,荒謬的歷史不斷給她的苦難與尷尬。

這種情況當年很多,關西鎮一位羅老先生也在這段期間到大陸,深入雲南,一路自稱梅縣人,不敢稱臺灣人。他沒有日本記者的身份,只能這樣。而今,風水倒轉,可憐的老兵手持「臺胞證」,眼淚鼻涕帶回大陸,心中還以為自己是大陸人:「我是中國人呀!臺灣人欺負我!」「不!你是臺胞,要用外匯券!」這是「亞細亞的孤兒」再製品──新孤兒!

十年前,不論真假臺胞,只要來自臺灣,香港中國旅行社,立即另闢密室,迎之如神。開放後,初仍視為貴賓,種種優待,享以特權,西湖遊艇已客滿,「全部下來!換臺胞上!」其後由於臺胞「大頭病」發作,「銅臭」發威,大陸人對臺灣人又羨又妒又惱火。鑒於近來臺胞之所為,一國兩妻,淫蟲成群,囂張「裝大」,再過五年,臺灣人到大陸,必然挨揍,這已不是歧視的問題,而是臺灣人不長進,劣根性。(所謂「裝大」是胡屠戶警告女婿范進用語,正可形容兩岸之目前。眼見臺資流向大陸,而中共日強,若一旦改革,趨向民主自由,臺灣絕對「裝大」不起來。)以上種種傳奇式的變化,若濁老地下有知,恐怕也只有啼笑皆非了。

吳濁說:「我之去南京,也是因為鍾君在南京的緣故吧。」(註22)至於他回臺灣,除了職業不順之外,也非受歧視,而是無法發展,在日本掌下,與臺灣無差,思家心切,而女兒又生病了。其詩云:

春風二月正漫漫,搔首江南欲別離

誰料女兒多疾厄,歸心似箭獨憑欄

「搔首」即猶疑不決,獨憑欄表示朋友不多,欲別離,那真是依依不捨。

三、孤兒

吳老從南京回來,灰心喪志,眼見大陸雖然河山無處不美,人間卻無事不哀,生活比臺灣更窮苦落後。而自己中文不行,國語不通,以一介文人,已了然大陸絕無自己發展的空間,不禁又賦詩一首:「大陸歸來念且休」,所謂「念且休」,就是「不必再想了」。幸而家中還有幾畝田,可以做陶淵明。然而回到臺灣。等於又回到原點──日本的鳥籠。更嚴重的是,日本特高知道吳濁流從大陸回來,常予以跟蹤監視。這時太平洋戰爭打得血海翻騰,而美軍天天來轟炸臺灣,使他意識到自己隨時會死。那種徬徨、苦悶、無助、恐懼,前途茫茫,絕非今日所能想像。

他感到自己面臨四大危機:一、被暗殺。二、美軍登陸,戰死。三、被美軍炸死。四、營養不良,病死。(註23)與其白死,不如冒險寫下也許可以傳世的小說。這是《亞細亞的孤兒》最原始的寫作動機。

《亞給亞的孤兒》,民國三十二年動筆,三十四年完稿,三十五年在臺出版,書名《胡志明》(日文,這時臺灣已光復)。四十五年改名《亞細亞ソ孤兒》,在日本出版,再版時改名《歪やヘマ島ギ》(YUGAMERARETASHIMA,被扭曲的島)民國四十八年改名《孤帆》,由楊召憩譯,並改主角之名為「胡太明」,是為第一部中文版。民國五十年,又回到《亞細亞的孤兒》,由傅恩榮譯。六十六年,張求澤將之收入選集。(註24)

本書出版坎坷,不論如何改名,當初並未受到臺灣重視,反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其中,工藤教授對吳濁流的鼓勵功不可沒。有幾點趣事:一、他雖反日,卻有幾個知心的日本朋友。二、他寫的是臺灣人的故事,臺灣人並未重視。三、雖名孤兒,主角卻為胡志明。吳濁流說:「此明是明朝漢族的意思。」「胡」字是「為什麼不」,合起來就是「怎麼不志明呢?」這足以證明,寫《亞細亞的孤兒》時,心中仍充滿對祖國的眷戀。(註25)

吳濁流忘了「胡」字,可以當Why not,也可以當Why should講,「為什麼一定要志明呢?」那古老的漢明王朝,俱往矣。從此《亞細亞的孤兒》,其「中國情結」、「臺灣意識」便開始糾纏不清。評論家各有所據,然而,這些意識吳濁流本人也捉摸不定。

《亞給亞的孤兒》,或許有人並未讀過。不妨先簡單介紹其情節,便於往下之闡述:

胡太明生於客家莊,自小受漢民族意識之薰陶,又受日本新式教育。師範畢業後為小學教師,與日籍女老師久子戀愛,受校長歧視,校長將久子調職。接著,捐太明與日本教頭衝突,憤而辭職,到日本留學。回臺不但失業,且受鄉民冷嘲熱諷。不久,奔向大陸,看到人民生活困苦、貧富懸殊、乞丐野雞成群。胡太明在南京「師範女子高中」當教員,並兼日語學校教師。後與南京美女淑春結婚,並生下一女。婚後,卻因淑春愛跳舞、打麻將、且「沒有軍事常識」,還要參加反日遊行與演講,夫妻不和。尤其常看淑春被別的男人摟著跳舞,心中痛恨,卻又無能為力。

不久,中日戰爭爆發,胡太明因常作曖昧論調(反戰),終於被捕,暴露臺灣人身分。很快的,又被他的學生素珠和幽香救出。胡太明經上海潛逃臺灣,即被日本刑警跟蹤。接著被日軍調往廣東戰場作軍屬(翻譯員),看到中國的「抗日志士」,不斷被槍決,又眼見日軍暴行,吹噓如何強姦當地女人,終因精神錯亂,被送回臺灣。

這時太平洋戰爭激烈,臺灣民不聊生,眼見其兄為日本之「御用紳士」,魚肉鄉民,卻又無可奈何。後胡太明之弟,因被日軍強迫勞動致死,胡太明終於發瘋。六個月後,突然有人傳說:從昆明的廣播電臺聽到太明對日本的廣播。(註26)

以上與《南京雜感》想比,除了時間背景提前,身分由吳濁流的記者改成胡太明的教師;吳濁流在臺有妻小,胡太明在南京結婚;吳濁流沒有到日本留學,也未到廣東之外,餘皆可視為吳濁流的自傳。

從其小說故事來看,仍充滿了「祖國意識」。鄉民不認同太明留學日本,這是出自漢民族意識。久子離開他,他到日本,自卑、不敢談戀愛,甚至自閉,不參加政治活動;但「祖國」的淑春、素珠、幽香卻接納他。太明的女兒,取名紫媛,以示不忘紫金山。他認同祖國,官方卻不認同他,國民政府的「首都警察」逮捕了他。換句話說,祖國對胡太明不好,也僅止於懷疑他是否臺灣間諜,只想問清楚,還沒開始刑求呢,他人已逃回臺灣。真正夭壽的日軍,第一次使他半瘋,第二次使他全瘋。(陳映真說是「佯狂」)

陳映真於一九七八〈試評亞細亞的孤兒〉,對其「祖國意識」的背景及「孤兒意識」的來龍去脈,曾經有過極為細膩有力的分析。最後歸納:太明之所以成孤兒,乃是因為「一生躲躲閃閃,不肯介入」。(註27)

事實上書中這種「祖國」、「孤兒」意識一直糾纏不清,所以致此,關鍵在胡太明的最後結局。

彭瑞金說:「孤兒的困境,以瘋狂和不知所終作結,可謂全書中最具小說味的一段,可惜這對從這部長篇小說找尋吳濁流的人,也是最傷神的一段。」(註28)可謂一語道破。所謂「最傷神」,就是「非常傷腦筋」。此外,一方面也是受到臺灣政治變化及兩岸關係互動的潮浪而有了起伏不定的詮釋。

不過,胡太明並非「不知所終」,而是「傳說在昆明出現」。然而就此「傳說」,陳映真便已緊緊抓住,認為吳濁流終於「暗示」太明「佯狂」,「避過日人耳目,又偷渡中國大陸,在抗戰中國的大後方,積極為抗日民族戰爭,貢獻他的力量。」(註29)一下子,又把胡太明帶回祖國去了。

事實上胡太明這種人的人生要求不多:一、健康。二、女人。三、和平,三項足矣。(註30)若是武松,可以叫他上山打游擊,至於武大郎,潘金蓮對他還是最實際的。人各有志,什麼蟲,蛀什麼木,天生註定。陳映真這種要求,無異要求張飛唱卡拉OK「難忘初戀的情人」,或要求郭小莊唱「風飛沙」一樣荒唐、無理,也沒有這種權利。胡太明不是什麼英雄人物,他只想過平凡日子,但即便這種要求也不可得。胡太明之懦弱、徬徨、恐懼、東奔西走,結果又回到了原點,這完全是小說反映了當年台灣知識分子普遍的處境。中國政治猜忌心重是一大特色。這不是肯不肯介入的問題,而是以「胡太明」又是「臺灣人」這種雙重角色,愛國一定會愛出問題。最後,國也沒有愛到,死的是自己,這是胡太明這個孤兒永遠的死結。

當然,《亞細亞的孤兒》也「安排」了像曾、詹、藍等這些積極的臺灣人。胡太明也受他們的感動,感動之後還是胡太明。陳映真說:「英勇地介入中國現代史,追求民族自由、國家獨立的臺灣人──沒有認同的難題。」(註31),事實上當時很少這種為「國家民族」的臺灣人。以鍾浩東而言,心向祖國,卻差點以「台灣間諜」被槍決,當時台灣人的處境非常尷尬,胡太明正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說人物。鍾浩東可能沒有「認同」問題,又何其不幸,他的認同不是「難題」,卻是「災難」。不過,二二八之後,倒有不少像陳映真說的臺灣人──像吳克泰、張克輝、謝雪紅等,質俞又有陳若曦、黃順興等。當年在南京汪精衛政府之下,政治立場本就曖昧不定,大家也看不清大局,未來如何,不過是官場得意興否,投機是否成功而已。二二八之後則情況不同,有的心向祖國,有的為了逃命。其中又有幸與不幸。

四、臺灣

《亞細亞的孤兒》當年未受重視,原因有三:政治上是由於戒嚴,全國一致準備反攻,沒有臺灣的聲音,當然也就不許做「孤兒」狀。在文學上,則是反共文學、懷鄉文學、西方現代文學的天下。在小說藝術而言,則《亞細亞的孤兒》由於中文(譯)語文能力的表達,以及整體粗疏拙直的缺點,顯而易見,有些佈局則非常牽強。如胡太明與淑春的交往,好像遊山玩水回來,作了幾首漢詩,便訂下終身。她到底知不知道胡太明是否臺灣人,濁老一直未予說明,直到胡太明最後被捕。「是誰告了密?不對是淑春吧?」這時,讀者才知道淑春早已知道。那麼,淑春在嫁他之前一定會有相當大的掙扎,或者婚後才知道,也必會因此有一番衝突,淑春總會有些家人吧?這些濁老隻字未提。似乎他的漢詩至為方便,可以遊山玩水,可以博取女人的愛,最後救他的還是那首神秘的漢詩,非常有趣。

在感情描寫方面,也非常「直魯魯」(客語、直衝之意)。寫胡太明厭惡淑春跳舞那一段更有意思:

「一想起自己的妻子正隨著爵士音樂的節奏,依偎在別的青年男子的懷抱中時,內心頓時會引起無限的憎恨。……」

「毫無羞恥之感,跳到最烈的時候,全場電燈突然熄滅,接吻之聲此起彼落。這種舞場的情景,就是一個不相干的旁觀者,也無法容忍。何況他還親眼看見自己妻子那妖冶的胴體,在每個男人的懷抱中,依次交換和他們共舞!

「淑春到底為什麼要做丈夫的自己來看這種情景?……」(註32)

簡直把淑春寫成精神虐待狂兼大浪女了。濁老本人「不會跳舞」,他曾自嘲這是他平生「第三遺憾」,可能是負面意義吧?如果他會跳舞,「認同」淑春,就不可能如此「憎恨」了。

由剛才的描述,足證濁老確實不會跳舞。一般而言,爵士樂能跳的曲子不多,而且不太可能投入對方懷抱。「跳」得正烈,燈光突然熄滅,大家會撞死。接吻不一定要熄燈;感情未到,熄燈也不會接吻,又不是豬。

濁老人很幽默,文章更幽默(像「三八淚」這種題目,也只有濁老才想得出來。)但個性剛正,生活節儉,更厭惡女人跳舞,這跟客家背景有關。不妨講一個故事:

鎮上老翁,五十多歲時,為友人慫恿,首次「蹬」(DEM)酒家。一時「大頭病」發作,凡友皆請,凡女有TIP,又不知酒家不能亂叫菜,只可叫一碗湯喝到尾(炒類乾類分不可,更不可叫鹹魚,湯才能解酒,且可一再加水。)大家又是山歌,又是酒拳,打情罵俏,喝得天昏地暗。帳單下來,面如土色,共兩萬元。

幸而身上還有。那天早上剛賣掉八頭豬,共兩萬多元。黃昏回家,髮妻遠遠高叫:

「老公,我今天好歡喜。十斤白菜,全部賣完。價格比昨天好,一斤多賺五角,今晡日共賺了十五介半元。還剩一些菜殼,沉底的,晚上煮給你吃吧!」

老翁回到房間,眼淚強強要出來,想到妻的裙子還有三塊補釘。夭壽!夭壽!大頭病!這兩萬元,老婆種菜要種到哪一年呀!從此,老翁未進酒家一步。

濁老看不慣女人跳舞。不過既然到了南京,跳舞非大罪,若到上海,豈不活活氣死。客家婦女節儉,灶頭灶尾,「種菜供豬,做到斷烏」,也許濁老有意刻畫南京女與客家女之文化差異,卻沒有好好利用,情緒化地直衝上去。

除此,以胡太明雖然經過苦學的國語能力,能否在「國立南京高等師範女中」任教,令人懷疑。他教什麼?上課如何?教員之間,皆隻字未提,匆匆交代,就忙著遊山玩水去了。

然而,儘定有些這些缺失,《亞細亞的孤兒》,乃自徐坤泉《露肉之道》、《可愛的仇人》這些在日本統治下代表臺灣,具有社會批判的長篇小說之後,唯一能把臺灣人的苦悶表達無遺的鉅著。今天,它已是臺灣文學的血肉、靈魂,也是未來的指標。光憑這點,吳濁流已是不朽,也是空前

中國有阿Q,臺灣有胡太明,這兩種截然不同型態的小說人物,都是各自在其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之下的受害者。所有中國人的血管都流有阿Q型的血液,所有臺灣人的頭上──特別是客家人,都貼著胡太明的標籤。這點,吳濁流在創造小說人物方面,絕對是成功的,何況那還不止於創造,而是真實無比。

近年,中共官方對《亞細亞的孤兒》之研究,皆緊抓其「祖國情結」不放:「回來!回來!胡太明,沒有人會歧視你!」而臺灣,本土意識高漲的作家,也不斷呼喚:「太明,呆子!不要再東奔西走了。大家共同打拚,管他是大蕃薯,還是山狗泰,你不可以亂跑。除了臺灣,沒有你生存的地方!」

誇張一點說,其書名之高明偉大,大到根本不必看內容,即可放言高論,且旁及政治、經濟、文化,甚至波及流行歌曲,以至與法國女人戀愛失敗,也是因為我是亞細亞的孤兒。

民國三十六年發生二二八事變。吳濁流從「我在日據時代,沒有想到還有真正的國民可做,一旦光復,我的喜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註33)一下子張嘴結舌,跌入谷底。幸而他有大陸經驗,知道「大陸人厲害」、「臺灣人幼稚」、「中國人二加二可能等於三或五」,由於「不介入」而保全一命。

六月,吳濁流寫〈黎明前的臺灣〉雜文,以安撫臺灣青年:「你們不必為這次事變而灰心,你們應該選擇自己較好的前途邁進,你們的前途無限地展開。廣大的祖國資源正在等著諸君去開拓,不過為了實現將來的抱負,首先要針劃如何充實自己。」(註34)所謂「充實自己」,就是今後臺灣要努力的方向,從科學、工業、教育方面發展,不要在政治上再犯大頭病,政治幼稚病了。

這段期間大陸尚未淪陷。東北正在激戰,孫立人、熊式輝、廖耀湘、杜聿明、陳誠輪番上陣,個個灰頭土臉。三十八年,最後一支大軍,四十萬,全軍覆沒,胡宗南孓然一身飄到臺灣。據云國之大老,上書先總統,「殺宗南以謝天下」,中國政治,大家知道的,怎麼可能?總統批了八個字,「宗南無能,忠誠可靠!」美國發表「白皮書」,痛斥國民政府「貪污、腐化、無能」,這些不必美國人講,連總統也自知,臺灣人也早已親眼目睹的泛大陸經驗。

「祖國」突然變成兩個。國家三要素,土地、人民、主權。臺灣人傻了眼,要認同「土地」,還是認同「主權」?孤兒又開始「恍惚」了。不能再大聲說那「廣大的祖國」了。「介入」不佳,即成匪諜。(「恍惚」、日語、KOUKOTZ。別具他義。)

國民黨此時如驚弓之鳥,已準備跳海。突然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軍派第七鑑隊協防臺灣。這下國民黨高枕無憂,關起門來整肅異己,不論本省外省,或槍決或坐牢,近兩千人,連老實人葉石濤都被抓去,他只不過愛讀書讀錯本而已。吳濁再度怵目驚心。

民國五十七年,吳濁流在《臺灣文藝》分三期發表《無花果》。五十九年全書出版,即遭查禁,一直到七十七年,「前衛」才予正式推出。要怎樣「介入」呢?出版一本書都這麼艱苦,在偉大的「祖國」。兩個政權,不過五十步與百步。

事實上從三十九年到五十九年,濁老幾乎沒有聲音。除了上班,五十三年開始辦《臺灣文藝》之外,只寫了幾個短篇:〈三八淚〉、〈銅臭〉(皆民四十七年),及一些雜文。但重要的作品《無花果》,卻在默默進行。五十九年《無花果》完稿,翌年即動筆寫《臺灣連翹》,大概完成於六十三年。六十五年,吳老去世。

《無花果》寫到二二八止。不過也只是最後一章。即便如此,它還是有關二二八最早的文獻。濁老把大陸經驗與臺灣經驗揉和,指名撻伐唐山客與半山,批評二二八前後時人時政之餘,進而檢討:「臺灣人到底是什麼?」

至此,張良澤才針對濁老本人的「臺灣意識」分為三期一、對立期(與滿清對立,認同明漢)二、反抗期(反抗日本,不分閩客原住民,仍認同祖國。)三、臺灣烏托邦。(註35)濁老的烏托邦思想,實際為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禮記大同章的思想。等到《臺灣連翹》出現,濁老作出結論:

「他們孤守不變應萬變之策,移民臺灣後依然墨守大陸時代的政策,終究是獨裁無能,民主無望。」(註36)

所謂「大陸時代的政策」,就是已經失敗的大陸經驗,仍在拿來用。至此,濁老的「祖國意識」全盤在「無望」中瓦解,而其大陸經驗,除了來自紫金山,雨花臺那一年,有些浪漫情調之外,所有間接、直接的大陸經驗置之本土經過recycing之後的新經驗了。關於這「泛大陸經驗」,濁老有三篇極具代表性之作。

〈銅臭〉,寫沉國代來臺之後,時爾自稱「抗日地下英雄」,滿嘴「三民主義,國家民族」;忽而又稱「做過縣長」,後來他又說是「名醫之後」,他也會看病,把幼稚的臺灣人唬得團團轉。後來沈國代發現仙公廟收入不錯,又自稱佛祖托夢,叫他建廟。鄉人迷信,廟建得愈來愈大,香油錢也愈來愈多。後來,沈國代一病嗚呼,屍體處理不當而發臭,(只差沒像齊桓公「蟲出於戶」),鄉人清理時才發現佛座底下藏有美金四百五十萬元。(註38)

《波茨坦科長》,寫於民國三十七年,以日文出版(這時濁老還是無法以流暢的中文寫作),寫南京政府底下一名科長范漢智,於日本投降時,怕因漢奸之罪被捕。乃捲款潛逃臺灣,佯稱接收大員,霸佔豪奪,招搖拐騙。本篇寫於二二八過後第二年,吳濁流不得不安排范科長最後伏法的結局,即便這樣,還是查禁。(註39)

以上兩篇指出「泛大陸經驗」中,中國人本質上欺騙、說謊、「二乘二變成五」的特性。

然而,中國十二億人口,畢竟不是所有大陸人都是范漢智、沈國代。這次東亞運,中共打出「山美水美人更美」。但願國泰民安,永保無窮之美。北京亞運、上海亞運豈止美而已,簡直壯觀無比,然六四天安門,十年浩劫,電影「老井」、「黃土地」那就「山窮水惡人更苦」。不過,臺灣也美不到那裡,大頭病、幼稚病、雞栖王、半山、臺奸,臉皮厚到被打耳光還不痛,必須拉皮;電子琴、XO,席開一千桌、綁票、販毒、鐵門重重,一旦火災,必有人死。這些畢竟與吳濁流的UTOPIA,還有很大的距離。

至於〈三八淚〉,(註40)那是「泛大陸經驗」,在臺灣所造成的金融風暴。四萬元換一元,使鄉下的「牛皮哥」,「討埔娘本」一夕成泡影,最後跟胡太明一樣,又發瘋了。有人問:「三八淚」是不是「三八查某」的眼淚?可惜小說中沒有「三八」字眼,也沒有「三八女人」。這是吳濁流獨創的幽默,他似乎隨時提醒:中央銀行總裁謝森中,不可再三八。所謂三八,是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幣制大地震。大陸已無法收拾的通貨膨脹,由臺灣承受其惡果。不流淚行嗎?筆者猶記,新埔鎮板條,一碗漲到五萬元,吃完板條,渾身輕鬆。全文到此為止吧!

五、結語

有關吳濁流的評論很多,實已無多少空間。所謂「大陸經驗」也無法與「中國情結」、「臺灣意識」、「臺灣經驗」分開。四者不能守一棄三,僅能擇其重點而已。

至於所謂意識上的「自覺」(self-conciousness),與政治上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畢竟還有遙遠的距離與諸多變數。濁老生前,統獨未搬上檯面,他本人也從未提及。這方面,若再擴大延伸,必然諸多誤解;若刻意挖掘,無非以之為墊腳,一路往自己預設的目標推上去,或打上去。

文訊月刊指定必須評桃、竹、苗本土作家。桃縣有鍾老、苗栗有李喬,竹縣則非濁老莫屬。在此之前,個人曾撰〈臺灣連翹與吳濁流〉(註41),故連翹部分,不再多談。

至於《無花果》,有張良澤的「解析」、林衡哲的「三讀」,已經很夠。本文動筆倉促,缺失必多,然在撰寫中,重讀吳老傑作,如見故人,心中無比欣慰。至於下筆,或逞一時之快,而引喻失義,尚盼指正。

最後要感謝文訊給我這個機會談吳濁流,以及彭瑞金、楊國鑫先生受我之託,適時為我寄來一份資料,再說謝謝。

註釋

1.《吳濁流集》、彭瑞金主編 一九九一,前衛出版社。頁二八三──頁二八六。

2.《文學界》第十期。一九八四、五月。頁一二七──頁一四六。

3.《無花果》,一九八八,林衡哲等編,前衛。頁二三四──頁二三六。

4..《南京雜感》──《吳濁流作品集》張良澤編,一九七八,遠行出版社。

5.請參閱 陳嘉驥著《白山黑水之歌》,一九七六,長歌出版社。林柏燕著長篇小說,《策馬渡河》,一九八八,聯經出版社。

6.《芥川龍之介全集》,一九三○,改造社。頁四八一──頁五四八。

7.《芥川龍之介全集》──「見章炳麟氏」頁四八九──頁四九二。

8.借用王國維《人間詞話》、「隔」與「不隔」之說。有所謂「東坡之詩不隔,山谷則稍隔矣」。本文將「不隔」改成「入」,與原意稍異。

9.《南京雜感》頁五二。

10.請參閱 林柏燕著小說〈南方最後列車〉。自立晚報一九八九、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

11.《南京雜感》頁一一五。

12.《濁流詩草》,一九七三,臺灣文藝社出版。〈長江墨滴〉頁一二五──頁一三四。

13.《吳濁流評傳》、呂新昌著,臺灣文藝社出版,一九八七,頁二○二。

14.《濁流詩草》頁三五。

15.〈攜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園中〉。有「謝公自有東山妓,金屏笑生如花人」之句。《李太白全集》上海中央書店卷二十。

16.《南京雜感》頁七九。

17.《南京雜感》頁五九。

18.《南京雜感》頁六三。

19.《南京雜感》頁六一。

20.宋冬陽《試論吳濁流的中國經驗》頁一三九。

21.《吳濁流評傳》頁七五。

22.《南京雜感》頁五四。

23.《黎明前的臺灣》──《吳濁流作品集5》頁六三。

26.《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作品集1》

27.《亞細亞的孤兒》,陳映真試評 頁五一。

28.〈從無花果試論吳濁流的孤兒意識〉,見於《臺灣連翹》一書,南方出版社,一九八七,頁二七七

29.《亞細亞的孤兒》,陳文,頁五八。

30.《亞細亞的孤兒》頁一三七。

31.《亞細亞的孤兒》陳文,頁五九。

32.《亞細亞的孤兒》頁一五五。

33.《黎明前的臺灣》頁三。

34.《黎明前的臺灣》頁七一。

35.〈解析無花果〉──《無花果》頁七──頁三二,頁三○。

36.《臺灣連翹》,鍾肇政譯,一九八八,南方出版社。頁二七三。

37.《臺灣連翹》頁二五五。

38.《吳濁流集》彭瑞金主編,頁一○三。

39.《吳濁流集》頁一三三。

40.《吳濁流集》頁一二五。

41.收錄於《文學廣場》頁四一──頁五三,新竹市立文化中心,頁九三。原刊「臺灣時報」。

其化參考書目(雜誌不列)

1.《近代中國史網》郭廷以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一九八○。

2.《瞄準臺灣作家》彭瑞金著 派色出版社 一九九二。

3.《臺灣文學造型》李喬著 派色出版社 一九九二。

4.《吳濁流選集》廣鴻文出版社 一九六六。

5.《臺灣新文學概觀》董重添等著 廈門鷺江出版社 一九八六。

6.《二二八民變》楊逸舟著 張良澤譯 前衛出版社 一九九一。

7.《臺灣二二八事件綜合研究》林啟旭編 新臺叢書(未列年月)。

8.《臺灣人的醜陋面》李喬著 前衛 一九八八。

9.《臺灣人的歷史與意識》陳芳明 敦理出版社 一九八八。

10.《生死存亡年代的臺灣》鄭欽仁著 稻鄉出版社 一九八九。

11.《臺灣人四百年史》自由時代週刊社翻印 一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