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客家文學館

一、杜潘芳格簡介

杜潘芳格，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出生於新竹縣新埔客家望族，下有三個弟弟，三個妹妹。在剛出生之時，就因父親赴日本東京攻讀法律之故，與父母同往，直到六七歲，才返回台灣定居。日治時期，因祖父潘成鑑任庄長，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使她能於「小學校」受貴族式教育，而後中學就讀「新竹女中」，青少年階段都在新竹新埔客家莊範圍內活動，竹女畢業後，進入「台北女子高等學院」，未完成學業，即返回新埔，於國民學校教書，直到二十四歲與杜慶壽醫生結婚，才移居桃園中壢，八零年代曾短暫移居美國，數年後返台，仍住中壢，直至今日。

父親潘錦淮，生為新埔最有名望人家的長子，在留日期間，曾經接觸許多新思想。日治時期，任職鎮上庄長的潘父，渴慕中國思想，也時常閱讀三民主義，以及五四運動相關資料，面對日本人的壓力統治，心生反抗意識，卻因為政治環境的關係，同時需要與日本人周旋的工作背景，無能發洩當中民族矛盾的苦悶，所以詩人自幼便能體察那樣人格被輕蔑及分裂的艱困時代。母親詹（鄭）完妹，原為新竹關西地區的童養媳，被新埔地方上篤信基督的詹氏醫生夫婦收養，天資聰穎，日治時期畢業於台北第三高女，性格強烈且極有正義感，在當時謹慎持家且時常濟助貧弱。同時潘母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對於詩人的自我省察的教育，以及信仰堅定虔敬有著極深遠的影響。

由於為著師資良好、學習環境較理想而就讀「小學校」，詩人有過被日本人欺負的不愉快經驗，這些不被日本同儕認同，被欺負被凌辱的殖民痛苦與抑鬱，委屈與靜默，讓杜潘芳格的童年以及青少年時光，不斷尋求逃離現實痛苦的出口，而詩，是一個容許幻想的美麗境地，讀詩、寫詩更引領她掙脫紛雜的塵世，以語言架構心中的桃花源。當進入新竹女中就讀，她開始以日文進行詩創作，也寫小說與散文。而這過程中，母語客語到日文基礎教育的薰陶，夾揉種種不安、飽受欺凌的殖民地經驗，是「跨越語言一代」詩人們心酸血淚裡，汨汨流出的創作泉源。

新竹女中畢業之後，她進入台北女子高等學校就讀，為期兩年的學制，修習花道、茶道、縫紉女紅等家政方面課程，也修些文學、歷史等普通科目，被要求學習賢妻良母的樣式：要能夠堅忍謙卑，具有婦德；要能耐操煩，支持先生，教養兒女；女子要認命，別試圖反抗等等男尊女卑的社會要求，也影響著詩人的對生為女性地位的思索。期間台灣光復，她成為中民國國民。後因其母親於花蓮的姑丈張七郎父子三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國民黨逮捕，不久後遇害，這悲劇強烈撼動著青年杜潘芳格的心靈，她不幸成為「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除了失去摯愛親人外，對政治更是戒慎恐懼，於日後的詩作當中，表露出詩人對政治的尖銳批判以及諷喻口吻。

在尚未完成台北女高的學業之前，杜潘芳格回到新埔旭國民學校教書，不久便認識杜慶壽醫生。經過數年的苦戀交往，雖有父母的反對與阻止，她仍然堅持嫁給當時背負龐大家計壓力的杜醫生。結婚之後，杜潘芳格擔負妻職與母職工作的交煎，七個孩子陸續出生，家庭生計、養育教育的負荷以及醫院繁瑣的事務工作，甚至要靠教授花道課程貼補家用，庸庸碌碌的生活步伐，讓出身優渥環境的她，走來倍感艱辛，對於女性自我的發展史，卻另有一番細微深刻的生命體察。直到兒女長成，她才能有時間閱讀、創作，並參與文學運動。期間也遭逢越南戰爭，驚懼「海上難民」的陰影、中美斷交的世局變動，選擇移民的不安噩夢，導致婚姻的危機與家人的離散，詩人經歷三次變更國籍，遭逢重大車禍後，她倚靠基督宗教行這些過愛過痛過的年歲，信仰是其最大的支持，上帝的話語則成為永遠的指導原則，在許多的詩作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她詩裡超越生死，溢滿愛與希望的抒情世界。

一九六五年，她加入強調本土意識、標誌台灣精神的《笠》詩社，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的詩人。八零年代後，並積極從事客語詩的創作，豐富以及拓展客語文學的園地。九零年代，曾任《台灣文藝》雜誌社社長，女鯨詩社社長。一九九二年以北京語、英語與日語寫成的詩集《遠千湖》，獲第一屆陳秀喜詩獎。近年仍有作品發表在各大報副刊，同時也熱衷基督教客家宣教工作。

二、創作經歷

杜潘女士曾提及她幼時的寫作動機，在文學啟蒙之初，源自小學四年級的課本中的詩作，有首詩描寫蓮蕉花的紅艷，以血來形容，詩中「血」的意象讓她非常震撼，可見其對詩語言敏銳，她自此便戀上「詩」這樣的文學短製的表現方式，並選擇詩的意象，脫離喧囂的現實環境，專注地以創作寄託自己的幻想美地。

大約十五、六歲時，她開始以日文創作，同時也寫散文和小說。身為受日本教育，所謂「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母語是客語，但是完整徹底的日本體制教育，使得她日常生活與寫作，都以嫻熟的日語應對，與表現流暢的感情思想，所以她是以日語、中文及客語交叉思考模式來進行。因著戰前戰後不同統治所造成的語言困境，約莫到光復後的六零年代，她才開始提筆創作中文詩歌，經過詩人吳濁流、李敏勇等人的鼓勵，當中也不斷地在語言的困境裡進行超越，漸漸地才提起勇氣發表。首先發表的是刊登在《台灣文藝》第十期的〈春天〉，以日文創作，由吳濁流先生翻譯（重新發表在《笠》詩刊，79期1966年7月）和《笠》詩刊十四期的〈相思樹〉（1966年8月）。第一本詩集是以其丈夫的名字為題，為祝父親壽辰而出版，中日文詩合集的《慶壽》（於《笠》詩社出版，1977年3月），正式步入台灣詩壇。而標榜「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台灣現代詩選」的《美麗島詩集》（於《笠》詩社出版，1979年6月），即曾選錄以本名「潘芳格」發表的十首代表詩作。1980年代中期起，嘗試使用她的母語（客語）來進行寫作。

創作初期，因著對自己的中文書寫能力不夠有信心，杜潘方格仍使用日語創作，透過男性翻譯，在報章詩刊中刊行。即便他人或親自翻譯的詩行，時有異質、錯譯不穩妥處，不過仍被詩論家李元貞大加讚許：「翻錯了都這樣好，否則一定更棒」，這或為當時譯者未能掌握杜潘詩中女性特質之憾。而後，更受到小說家鄭清文以及其他朋友的鼓舞，不論是日語、華語或之後的客語詩創作，通過自身語言的侷促，戰戰兢兢地書寫，孜孜不倦地堅持，而她接續出版的有：日文詩集《拯層》（1988年1月）；而以其父親與母親之名，並以喻之山海，出版《淮山完海》（1986年2月）中文詩集；而《朝晴》則是取自孫子孫女的名字；以文友陳千武以及兩位舊識為名，是兼有日文原著與英譯對照的詩人自選集：《遠千湖》（1990年3月）；用女兒鳳蘭，與兩位朋友名字組合為書名，出版詩文合集《青鳳蘭波》（1993年11月）以及之後詩文合集《芙蓉花的季節》（1997年3月）。而由這些詩集的名稱，我們不難窺見詩人的巧心，若不向詩人私下探尋，恐難拆解詩人的私密語碼，杜潘芳格她有意義地為自己的詩集命名，迸濺自己特出的詩想。

我們可以這樣說，杜潘芳格從自詩壇顯影的六零年代走來，相當程度地堅持語言的純度，用她的語言，一方面不屈地揭示人類生存的意義，不懈地追求一種內在自由的摯愛，一方面執著地追求真理、和諧與秩序，試著去探問、去洞察這被稱作乖謬的世界－－這是詩人認為重要的生命底蘊－－實踐在台灣女詩人的書寫策略上，而這態度便深植於詩以及詩人的寫作動機中，「對於我來說，寫作應該是，心志最深處的可能性的醒覺，不對──是被醒覺的──被那產生出來的語言所迫而寫作，這樣說較為正確。」（〈為何寫作？〉一文選自《青鳳蘭波》）詩人在溢出語言，而被迫寫作的時候，她認為是種突顯「內在自由之追求」的抒情表現－－用有意味的語言，因為「詩人對於大自然的法則，以及人生的生活所有迎面來臨的現實問題，站在自己的立場發揮擴大的感受與知識，使用言語作資源、資材，構築創作出來的思念就是詩」（節錄自〈詩的教養〉《芙蓉花的季節》）將面臨過往歷史場域的緊迫感，透過變更國籍的孤兒心態與異鄉人情節，台灣女詩人母妻職的生活實踐，更體會到即便背負十字架也「苦後比蜜甘甜」的人生，這點點滴滴的風景因為意識的流動，語言的孕育而有詩。

一九九二年五月，杜潘芳格榮獲「陳秀喜詩獎」，在跨越語言一代台灣的前輩女詩人，陳秀喜與杜潘芳格的作品，經常被同時提及並討論，不同於陳秀喜的明朗直言批判父權體系，以母性的溫暖包容如覆葉形象，召喚本土意識的表現－－杜潘芳格則以淺白質樸的語言，摺疊出台灣女性的多重身影，包含著對國族政治的焦慮、對社會景況的憤懣，實有別於閨怨的詩風，敘寫「善盡母職」與「成為詩人」的兩難，她則還以理性承擔而自由成全的態度，尊從神旨意的屬靈觀點，以虔誠渴慕的信仰作為詩想與現實生活的中心，迤邐行來。而她積極地從事語言原鄉的探尋，喚醒客家人生命的記憶，更持續豐富當今客語寫作的版圖。

杜潘芳格，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出生於新竹縣新埔客家望族，下有三個弟弟，三個妹妹。在剛出生之時，就因父親赴日本東京攻讀法律之故，與父母同往，直到六七歲，才返回台灣定居。

105 年 10 月 19 日